《大波》第三部书后

    《大波》第三部，费了一年半的工夫，到此，算是写完了。

    我在《大波》第二部书后中，诚然说过，要以四部篇幅，把辛亥革命在四川这段过程写完。然而我的私心，并不打算果就写那么多，极欲用一种简练手法，“笔则笔，削则削”，还是写三部就可以了。所以然的缘故，无非想快点将这段历史过程交代完了后，好另起炉灶，继续写一部长篇，来反映从袁世凯叛国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更为动荡、更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新思潮的萌芽。

    话便如此，但我用了绝大气力，毕竟实践得不到家。例如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中，写周善培这个人与其活动，便感到有些缺欠，虽然也还了他一副本来面目。因为对于辛亥年成都的假独立，周善培辄自以为有大功可居，我的确为他表了功，比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辛亥四川争路我所亲历之重要事实》似乎还真实些吧？可惜由于我艺术水平低，不免糟蹋了这样题材，要是高手来写，准定能够继承我国古典长篇的优点而发扬光大之的！

    正面描写每一个人的形象与其活动（包括语言、行为、思想、心情等等），而又把他写得活灵活现，而又把他写得恰如其分（尽管夸张，但夸张得也恰如其分），这是我国许多古典长篇的优点。要汲取这种优点，当然要费点力。对于一个人物与其活动，首先要储备资料，储备丰富的资料；其次研究、探讨、分析、综合，使其如实地复活在脑子里，其人其事，差不多跃跃欲出了，而后加工剪裁，形象化出。这样，写出的人，才是典型人，也才能活，也才能想；每个人也才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他们成为作者的伙伴，他们不致成为作者的傀儡。

    有读者写信给我说，《大波》中出场人物似乎太多。有些是面目不清，“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使人看后，不大记得明白；更有一些人物，有头无尾，才一露面，便消失得无踪无影。读者问：“似这等可有可无的陪场人物，不要写，可不可以？纵然写，不必给以姓名，用个符号代表一下，可不可以？”读者意思是，只需写少数主要人物，作者可以集中笔墨，读者也可少耗一些精神。

    是不是在第三部里，有些情节可以不写？纵写，也不必写得那样细？是不是在剪裁上也有不妥当地方？有些细节写得太多，以致浪费了一些笔墨？

    我说，一部有相当分量的长篇，只光光生生写几个（或少数）主要人物的活动，这在西欧的文学作品中的确有，而且相当多。如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如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乃至如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是。但题材不同，那些名家可以那样写。同时我们得想想，如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法国写实主义大师爱弥尔·左拉的四大经典作品之一《劳动》等，就不是那样写法。再如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能不能要求他照他的《复活》那样写呢？不能的。因为题材不同，内容不同的缘故。说到中国的古典长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无论已，就如清末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要把千奇百怪的世相反映出来，若只光光生生写少数几个人物的形象与其活动，这怎么能够呢？何况中国一句常言：“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所谓扶持，即陪衬是也，即烘托是也。而且我写《大波》，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大，的确不大好写。为了要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时必须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比如龙泉驿兵变中，夏之时、林绍泉、魏楚藩几个是真人，其余都是创造的。假使不创造那一些人，不但夏之时“不期然而然”的行为，无法讲清楚，而且兵变的情况，也容易写来落套。再如葛寰中这个人，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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