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考 证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犁靬与条支
想追溯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首先必须将中国古代典籍上所载常与大秦或犁靬相提并论的另一国家的方位确定，才易于用力。司马迁《大宛传》（《史记》第126卷《大宛列传》第63）谓“犁靬条支去安息西数千里”。此必为约在公元前120年首次前往西域的探险家张骞所携回的报道，我们不妨可以断言，中国人在此以前还不知道有旧名黎轩或犁靬的大秦。即使到了此时，中国人或者仅知犁靬为极西的国名，很可能某种物产由该地通过居间各国，尤其是由安息国人运入中国，来交换犁靬商人欲购的大量丝绢。中国人可能知道这两国的重要，要不然，两百年后，班超为什么更派遣甘英去探险呢？当时中国人甚至对于两国彼此的距离也所知不多。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昧无见闻，以至在甘英未发现之前，竟至于相信犁靬，即大秦，为较近，而条支反为较远的国家（略见《魏略》）。
公元1世纪之末，《汉书》作者班固之弟班超，出使西域，显然抱着和平的宗旨。 [1] 他到达安息的边境，他的部下甘英由东而西，穿越安息，抵达条支，沮于人言，没有从海道以达大秦（据《后汉书》）。我们从《后汉书》的同一段文字中，可见条支临海，船舶可由此驶往大秦，它位于安息的西界。故欲求条支的位置，须先解决安息国的所在。
安息即帕提亚————关于安息的早期记载
《汉书》第96卷《西域传》第66上中关于安息的一段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 [2] 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安息东则大月氏。”
上面的记载乃西汉的记录事迹，属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那个时期，最符合所述一切的国家，便是帕提亚国（Parthian Kingdom） [3] 。它的领土延至嫣水；安息人是中央及西部亚细亚之间通商的媒介。他们有些铸币，正面为王面，反面为妇人面。 [4] 他们亦如其他西亚各民族，采取横行书法，但罗灵逊（Rawlinson）说其地古代通用亚麻布为书写材料，到普林尼（Pliny）时代前不久，又通用草纸（Papyrus）。 [5] 虽不言用革，但并不妨碍“旁行为书记”的说法。我素不大主张专以语言学为立论根据，除非确有其他事实以为佐证，但番兜（Pán-tan＝Parthuva）和安息（An-hsi＝Arsak）二名，从语言学来说，确是指Parthia（详见第16页注［1］）。
关于安息的后期记载
《后汉书》中关于安息的记述，与同时期内普林尼所述的Parthia，是很相合的。在此时期内，这个国家的国土大有扩张，疆界更向西扩展，首都仍在为希腊作家所称的赫卡托普洛斯（Hekatompylos）。这个名字（意即“百门之城”）并非安息（Parthia）的原名，而是一个希腊语，用以表示该城的中央位置，通过许多城门，被认为是全国所有陆路的终点。Parthia（安息）原名并未流传于西籍中，但我们可以可靠地接受中国史书中所提供的线索，因为希腊罗马人笔下的帝国首都Hekatompylos（赫卡托普洛斯）无疑是指《汉书》中所提到的番兜（Pán-ton，Parthuva？）和《后汉书》中所提到的和椟城（Hatu）（Wodok？） [6] 相合。
赫卡托普洛斯————木鹿城即安都马基埃那
《后汉书·西域传》说明：“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Parthia Minor），去洛阳二万里。”其京城“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据此，和椟城与木鹿城二者的距离必为五千里。我认为中国记载中的里数（在所记的国家中，兼用希腊人测量距离的方式和波斯人的度量方法［Stadia，schoeni，Parasange］），是与西方人旅行记中视距里标准（Stadium）相合的，理由我将在后面说明。在普林尼、斯特累培（Strabo）及其他权威学者著作中所保存的关于首都和东部边境的材料里，有许多疑难的问题，将可因此而得解决，和椟城与木鹿城所在的位置，便是其中之一。 [7] Parthia的东部，位于通往中国之路，称为马基埃那（Margiana）；它的首邑就是安都（Antiochia），其大夏的旧名，波斯经典Zend——Avsta（火祆教经）称为Mouru，即中古时代之Merw [8] 。Mouru一名与中国人所称之Mu-lu（木鹿），不能轻轻放过认为偶然的巧合；因为由此向西越过赫开尼阿群山（Hyrcanian hills），约五千视距里，正好抵达可能就是首都赫卡托普洛斯的附近。 [9]
条支即卡尔提阿
我们读汉代记载，可以推断知道条支首先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由《魏略》中可以见到 [10] ，甚至比安息更强，我认为这是指安息尚局处于东方故地的时期而言的。到公元1至2世纪，安息的疆界已推到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西面。我们无须援引古代地理的古典材料，就可以表明它的西界沿幼发拉底河上游由萨摩萨塔（Samosata）而下抵巴比伦境。至此折向西，直向叙利亚沙漠，包括卡尔提阿湖（Chaldean Lake）及巴雷科帕斯运河（Pallacopas Canal）外，已经耕垦的地段，又借一可航的海峡 [11] ，把一个富庶之区和波斯湾的海岸相连贯起来。下面列举的各项理由，使我证出这个区域，即巴比伦或卡尔提阿（Babylonia或Chaldaea）即是中国史书上的条支。
犁靬条支可能为塞琉西帝国
它与安息的政治关系，与中国记载中所述条支与安息之间的关系相符合。《汉书》的断限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 [12] ，乃在书中第一次提及此国；《史记》一书的地理部分，也包括同一年代。在这一个时期内，巴比伦在塞琉西（Seleucid）统治之下，已成为叙利亚的一个省，落于安息统治者之手。（约公元前140年）《汉书》曾明白指出这个事实。在后汉时代，它继续为安息西陲之一州（《后汉书·西域传》谓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自图拉真（Trajan）时，罗马帝国连续把它的疆界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亦名达遏水）岸，因此在《魏略》中可以见到把条支（或三国时代所称的于罗）称为大秦（罗马东境）的属国。据旧说，条支未被并吞之前，强盛过于安息（Parthia），也许是指由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统治到被波斯人征服时止的巴比伦帝国时期，或者指与叙利亚合归于塞琉西帝国时（公元前2世纪）的一段时期，而《汉书》或《史记》所用的联名称呼“犁靬条支”（即叙利亚及巴比伦），也许就指后面一个时期而言。
西海
卡尔提阿（Chaldaea）是Parthia（安息）帝国中唯一兼具中国关于条支的记载中所提两个条件的区域，即同时位于安息极西边界，又处于“西海”的海岸。的确里海和印度洋都可以叫做西海， [13] 但里海却不能指为条支所在的西海。因为在班超时，安息的西界远拓至里海之外，在里海航行不可能会推远到四万里的距离，甚至也不会有一万里的距离（参看《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内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而渡海所需时间亦不必二月、三月及至于三岁之久。（参看《后汉书·西域传》云：“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晋书·列传》第67云：“客商往来皆赍三岁粮。”）在公元97年，当然谈不上地中海的问题。所以从安息西界港口出发的按照上面所述距离航程的航行，只适用于一个海，即波斯湾。
卡尔提阿湖中半岛上的条支城
据《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条支国城在山上……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这个叙述，从各方面看来都和卡尔提阿湖（Chaldean Lake）中的半岛符合。下面所附周围地区的草图，是我自基柏特的《鄂图曼帝国辖下亚洲各省之新地图》（Kiepert's Nouvelle Carte Generale des Provinces Asiatiques de l'Empire Ottoman）（柏林，1884年）中抄录的，其中包括不列颠海军司令官塞尔比（Selby）及彪社（Bewsher）与科林武德（Collingwood）二上尉的测量结果。 [14] 试一览该草图，就可以看出表示卡尔提阿湖中的半岛，直到今日都是为“海水曲环”，其入口处尽为各面之湖沼泽地运河所截断，只有西北方有一陆路通往塞琉西阿（Seleucia）及斯宾（Ktasiphon）。通西北隅的陆道迄今尚存。据基柏特说，此道使位于极近古于罗（Hira）废址附近的今日的笯健夫城Nedief（即内惹德。————译者），经克伯拉（Kerbela）而与报达（Bagdad）相接。我虽然怀疑古书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此湖当时的形状及其与幼发拉底或直接与波斯湾的关系，是否会有很多的帮助，但可以设想，这个湖的面积在古时必定要比它现有的形状要大。 [15]
于罗国
我选卡尔提阿湖中的半岛定为可能是条支城的所在地，主要是根据下面的概念出发的：卡尔提阿显然是唯一符合中国史上的描述的地方，它作为波斯湾内航行的终点，它的港口过去必为由中亚取道斯宾而来的旅客登陆的最便利地方：从于罗（Hira）至波斯湾岸的河道航程，即使在今天，也比从斯宾到底格里斯河（达遏水）河口的河道航程要短六百“视距里”左右；如果正像斯特累培（Strabo）所断 [16] ，幼发拉底河有另外一个河口，或者，巴雷科柏斯运河（Pallacopas Canal）可以作为卡尔提阿湖而直抵波斯湾的捷径，那么在湖旁港口之一启程出发的优点，就更为明显了。因此，我以为此地很可能就是甘英闻海程之艰远而折回的地方（参看《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及《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即位于今日笯健夫湖附近地方的条支城。城名不见于甘英之役的有关记载；但很可能早在约2世纪汉末于罗国（Hira）和主要城市于罗城建立以前，在这个半岛上已存在着一个富庶的城市。 [17] 我以为中国人是知道于罗（Hira）之名的。于罗城及其国早年的殷富，足以使它为《后汉书》所见录，因此我们看到在《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叙述由安息京城西行至往大秦之港口的路程中，提到于罗的名字 [18] 。于罗所占之地址显然即是甘英临大海欲渡的港口“条支城”的所在，或至少亦与条支城相类。此地在安息的极西界，“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它既属于条支，那么在汉代自然也就是安息的一个属地；不过由于此城在短期内曾受过罗马统治，所以在魏代，于罗曾被称为大秦之属国（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当时，罗马的边境保持在于罗和斯罗（Seleucia，即塞琉西阿。————译者）之间；“从于罗东北又渡河（幼发拉底河），斯罗东北又渡河（达遏水，即底格里斯河），斯罗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最后，由Ktasiphon（此名我以为即斯宾国，见《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又《三国志》第30卷所引《魏略》）至于罗的距离，据《后汉书》所述，凡九百六十里或“视距里”，假如从陆路测量，取道今日的克伯拉（Kerbela），就几乎与最可信赖的古代作者所说该路的长度相当。
在初看好像可以符合中国人记载状况的各个地点之中，我所以偏向于以卡尔提阿半岛为条支和于罗城的所在地，理由就是如此。以前所有关于条支的考证，不管其立说如何巧妙，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能兼顾到问题的各方面的。研究这个题目的方法，不应限于两国本身所表现的一二相同之点，我无须多说；但是除了详尽追溯主要特点以外，中国人的记载中没有和我假设相抵触的说法。关于条支的各种说法 [19] 为什么不能成立，其理由我不打算去加说明。如果我本文的考证是错误的，那么，揭发他人的逻辑上的短处，并不能使我的考证因而显得光彩些；如果我的考证是正确的，就不需搜集反面的证据来作为支持。斐希特（Fichte）说过：“以诚求真，斯得其益，毋逞意气。” [20] 所以，后面不采取论辩的观点，而是任由读者对不同的文献，加以挑选得出自己的见解。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卡尔提阿的路线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甘英欲渡的海港的路线，在《后汉书》中可以明白推见。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段，可能一部分与亚历山大经由密提阿（Media）的行军路线相符（公元前330年）。据《后汉书·西域传》第78云：“自安息（＝Hekatompylos）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 [21] ，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Parthia）西界极矣。自此南乘乃通大秦。”我以为阿蛮即阿巴塔那城（Acbatana＝Assyrian Akmatan，即今之Hamadan），乃为赫卡托普洛斯以西一路上的一个人口中心区。所记载路程，可说不比中国典籍所述更为正确了，它说有陆路直通平原，可以相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今日的达干（Damghan，可能即是赫卡托普洛斯故址）与地址所在没有疑义的阿巴塔之间的路程恰好是三千四百“视距里”左右。
阿蛮与斯宾
沿大路继续向西前进，必须通过由西北至东南的群山地带，因此使直线行程发生重要的障碍；这条大路，可能须经相当迂回，不时翻山越岭，最后抵达离底格里斯河岸不太远的平原。因此我们发现由阿蛮（Acbatana）至斯宾（Ktesiphon）的较短的路程而距离却有三千六百“视距里”之长，实不足异。我考定斯宾Ktesiphon为安息京城之一。斯宾Ssǔ-pin二字，广州人读为Si-pan，古音可能与之相近。Si-pan或Ssǔ-pin虽然不能一望而知即为Ktesiphon，但凡熟悉中国人仿效外国人发音的，除了有一些删削外，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对音。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及安谷
在斯宾必须渡过底格里斯河，然后循西南之路而达于罗，距离为九百六十视距里。我考定于罗位于卡尔提阿湖半岛之上，其理由已见上文。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由斯宾乘舟直下底格里斯河，其路程要比取道于罗的路线远。不过，也许有一个时候，人们利用连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最大运河，Schatt-el-Amâra，即今日的沙特埃阿姆卢作为通行道，或者乘舟，或者沿河边的陆道步行（这是在现代中国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特色，也许同样通行于西方的国家）。这样就为不愿去于罗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在这条运河与幼发拉底河接口处相近的地方有一大镇，即安谷Uruku城（希伯来文作Erek，希腊文作?opxo?η，即今之Warka） [22] ，我以为也许就是安息的第二港口，来往大秦的客人惯于在此启程。它似乎很符合《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中所指的安谷城。从语音学言，安谷可拼成Ar-ku（详见本书第16页注［1］）。我必须承认这种考证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它主要根据语言学上的论据，也是一种最能引起错误的论据。我曾与金斯迈尔先生（Mr．Kingsmill）谈过，他即想到Charax Spasinu城，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希腊文XAPAK [23] 的第一音节即是中文安字（An，Ngan）的对音，他的意见值得再加考虑。尤待解决之问题是：凡前往叙利亚的人，既可遵海而南（经由波斯湾入海），或可向西行（陆行经叙利亚沙漠），又可向北行（经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至安都Antioch），应从何港出发？我从《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一史料看来，此地就是安谷。还应该考虑的，注中既说安谷为安息的一城，其位置一定接近罗马边界，因为文中说大秦有一属国，最与安谷城相近（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的史料）。
大秦的海港
条支（于罗及安谷）无论在于何处，所可断言的，它必有一通航的港口。由中国陆行而来，取道安息（Hekatompylos）、阿蛮（Acbatana）及斯宾（Ktesiphon）至此港，由此海行，“风利二月到”（《魏略》），“或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后汉书》），即抵达大秦的某一海港。《后汉书·西域传》关于条支的记载，在我看来与此说法并无抵触 [24] 。
那么，大秦的海港又是什么地方？《后汉书》又云：“从安息（Parthia）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由波斯湾头起程，依上述的路程，使我们环绕阿拉伯半岛（Arabian Peninsular），然后再北行入于红海（Red Sea）。红海沿岸有从事东方贸易的港口，也许都可以称为大秦的港口。自昔有路线由柏累奈西（Berenice）（或为极南之地）至尼罗河岸的科土斯（Koptos），别有一较短路线，则由苗司霍尔姆司（Myos Hormos）至同一之河港，至此再以骆驼运货结队陆行，在科土斯把货物运上河船，直下尼罗河而至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25] 这也许是印度与罗马间大部分贸易常用的商路。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不同于印度之处，就是中国的商货主要是丝绢，在投入罗马市场以前，必须在泰尔（Tyre）或西顿（Sidon）染色，大都染成紫色，或在倍罗脱（Berytus）或泰尔纺织（再织？） [26] 。另有一条路线由红海至腓尼基海岸的工业市镇，但不经埃及，而通过纳巴提安人（Nabataeans）的地区。 [27] 中国货物上陆的主要大秦港口，必在今日的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h）头，即古代的Sinus Aelaniticus。大秦时代（指公元前140年至约公元6世纪），古代腓尼基的光荣诚然确已成为过去，但腓尼基城市工业以及有赖于这些工业的商业关系，一直维持公元纪年后数百年之久。像叙利亚那样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任何时候在东方与罗马贸易中必然占有较为优势的地位，而与其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并行不悖。叙利亚在红海中的海港，正在构成西奈半岛（Peninsular of Sinai）的两个海湾的东海湾头。与此邻近，有两个海港，即今日阿卡巴附近的伊拉斯港（Poft of ÊElath），亦即罗马人的阿那（Aila）或伊利安那（Aelana）和埃西安直柏港（Eceongeber），都曾被称为远古腓尼基贸易的通道。所罗门王遣水师直下阿斐（Ophir），即由这些海港出发，前一港口阿那，在罗马人统治时，是一个重要的军站。自公元纪元后几百年中，有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常驻此地。
庇特拉或犁靬
距离此港之北仅约六十里，有城名为庇特拉（Petra），此为希腊人征服者，据阿拉密阿（Aramaean）人原名Sela（意云石）的译名 [28] ，罗马人又沿希腊人的旧称，称为阿拉伯的庇特拉（Arabia Petraea）。但此城的本名并非庇特拉，而是犁靬Rekem或Rekam。 [29] 在公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内，庇特拉或犁靬是一个贸易中心区，印度（中国当在其列）货品云集其地，世界商人为了贸易往来，都集聚于此。自此城沦于回教帝国后，自那时起至19世纪初，几乎已经全被人所遗忘。1811年，博哈德（Burckhardt） [30] 发现这一个被遗忘的故址时，在这一片一度布满豪华建筑物的具有浪漫意味的谷地上，只剩下一所破败的大厦和一座茕茕孤立的石柱。 [31] “过去在罗马扶植之下，庇特拉及其属地逐渐富庶，至于令人难信的程度。虽在荒漠之中无人理会，数百年来已被遗忘，但此山城的堂皇故址和它雕刻的文石，似乎还可证明昔日市场熙来攘往的盛况，商人的阔绰和预言破灭的确实不误。”普林尼及斯特累培都曾描写该城的显明的特色。苦行派哲学家阿腾诺多拉（Athenodaras）曾游其地，归向友人斯特累培赞叹称述此城在当地国王统治之下的政绩，和罗马人及其他外国居民所享受的安全。这种繁荣，无须说得完全依靠商队的贸易，货物由商队运至此地，由南方商人转到北方商人手上。以此之故，西古拉斯（Diodorus Siculus）认为那巴提安人优于其他培杜因（Bedouin）各部族。他说：“他们商业上的经营，是造成他们更大繁荣的主要原因。许多部族都追随把由Arabia Felix（乐土阿拉伯）的转运者交给他们的乳香、没药，及其他贵重的香料运往地中海，参加贸易的活动。 [32] 斯特累培亦说阿拉伯湾的商品，通常由红海的拉克科摩（Leuke Kome）运至庇特拉；复由庇特拉运至地中海一镇名阿尔阿利斯Rhinokolura（AlArish），又由此运往各港。 [33] 普林尼注意到由庇特拉出发，有两条途径。 [34] 黑楞（Heeren）加以伸述：“从普林尼的话看来（Pliny第6卷，28［32］，144），有一点至少可以决定，即庇特拉有两条商路，其一向左，直诣迦萨（Gaza）和叙利亚海岸；其一向右，直指巴尔迈拉（Palmyra）。” [35] 巴尔迈拉一道供应叙利亚之东，即罗马人统治下的阿拉伯庇特拉的首都菩斯托拉城（Bostra），指今日的巴士拉（Basrah），就位于此地，它是东方贸易的另一个中心地。迦萨一道连接阿拉伯湾与叙利亚之西，或红海与地中海。《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所言看起来几乎就是指这些说的路线：“其海旁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文中之“东西”，也许就是普林尼所说的两途（bivium），在庇特拉或伊利安那（Aelana）合而为一，而与渤海（海湾）相望。 [36] 《魏书》又说：“居两海之间。”即指一面红海，一面地中海。杜环《经行记》（马端临所引的）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清楚：“西枕西海，南枕南海。” [37] 虽则在这里，必须了解“西”、“南”二词，是从大秦或叙利亚的观点出发的。除此以外，像我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西海一词可以适用于印度洋及其属海（波斯湾及红海）及里海。海西，即海之西股，适用于红海，正如海东（即海之东股）适用于波斯湾。故海西国即指红海国家（散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等资料），而由条支至大秦的船舶，必须经过海西（《三国志》注《魏略》）。另一方面，“海东诸国”即言海之东股的诸国，即位于波斯湾的国家（参看《魏略》及《文献通考》）。至于海北诸国（即海以北的国家），我由《后汉书·西域传》“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一语（按《魏略》云：“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知道到海北诸国者须由安都（Antioch）西北的桥渡海，即在修马（Zeugma）横跨幼发拉底河的桥。又据《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和“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二语，指断为所指不是美索不达美亚就是叙利亚的北部。
甘英奉使的失败
由条支至大秦，即由幼发拉底河口或附近任何一港（Babylon，Velogesia，Hira，Orchoë，Charax Spasinu？）至庇特拉或犁靬之海港伊利安那（Aelana），其海道的距离据记述为一万里。（《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说：“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又《文献通考》第339卷说：“从条支西渡海曲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万余里。”）《魏书》中称距离有四万余里，根据《魏书》编写的《北史》把这个数字改正为一万里。这个较大的数字（四万里）极合于以视距里为长度的海程距离。由于历来记载相传似乎都主一万里之说，我们在解释一万里之时，必须了解为它正如拉丁文Sexcenti一字，表示数字非常之大的意思。我认为安息（Parthia）边界的船人，习染有古代腓尼基商人的精神，即不愿帮助外人收集情报，以防止可能造成商业上的竞争，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商业。 [38] 他们也许是叙利亚船主的雇员，由安息运中国货物至叙利亚以应罗马市场，再由叙利亚回航安息。 [39] 如果让一位汉使向西前进，他就可以在闲谈之中谈起中国国内的丝价，并获知叙利亚的玻璃饰品及珍物的真实价格，泄露他们雇主发财的秘密，这是完全有损他们的利益的。（按《后汉书·西域传》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亦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普林尼亦有类似的说法。 [40] ）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告诉甘英说：“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甘英生长于西北，习于陆行，对海行还是初出道，正好受狡诈的船员的欺蒙。《晋书》带有诙谐语调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英不能渡”。也许就在这时，船人提供了只有对这位历经中亚的英雄来说才算新闻的报告：“（往大秦）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后汉书》又谓：“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 [41] 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后汉书·西域传》提出最后一段消息，我事后想起来我认为是用来解释航行费用之巨的。这一点和说得非常斩截的海上恐怖的情况，对甘英的心理也许曾起到了同样强烈的影响。
古代航行的速率
由幼发拉底河河口或于罗河河口航行至伊利安那（Aelana）所需最短时间，根据《魏略》则为两月。我们如果假设由于罗至伊利安那的航程为三千六百浬，那么3世纪，即《魏略》所代表的时代，航行速率平均为每日行六十浬；据《后汉书》所记，谓甘英时（公元97年），航行三月得渡，平均为每日行四十浬；而船人告甘英谓亦有二岁的，每天航行的数字就更小了。但我们不可以所知古代地中海航行的速率与上述的平均速率比较。佛利德伦特（Friedlaender）在其初版的名著《罗马知识》（Sittengeschichte Rom's第2卷，1864，第15页）中计算地中海航行的平均每天浬数，如遇顺风，为一千“视距里”，即约八十浬，而培舍尔（Peschel）搜集古代航海家的最高速率纪录，表示其最高速率为每小时八浬。（Gesch．d．Erdk，ed．Ruge，1877，第20页）佛利德伦特在他著作第三版（1874年）第2卷中，更由古代典籍寻出很多实例，得出更高的速率，即二十四小时内航行一百至一百八十浬。这样看来，即使甘英所闻的最高速率比这个数字也远远落后。但我仍然相信中国记载的真实性：首先，在这些陌生的海洋里航行，即不能与航行于亚历山大城及罗马之间相提并论。特别是波斯湾，自海客看来，一定视为畏途，通过卡尔提阿通河或河道时，或者要费比平常航道更多的时间；最后，我们知道挨利特累阿海（即红海Erythraean Sea）的支港有许多港口，船舶在此停留，因停留而延搁的时间，似乎自然应该告诉甘英的船人所称的航行全程之内，而且这些船人只有过于夸张的嫌疑，不会故意低估航行的艰阻的。每年约在夏至时，借季候风之助，由苗司霍尔姆司港（Myos Hormos）驶往马拉巴（Malabar）或锡兰的船一百二十五艘组成的船队，横渡印度洋，需时四十日。 [42] 全程四十日，根据普林尼的书， [43] 相当于巴布厄尔曼得（Babel-Mandeb）的俄西内斯（Ocelis）及马拉巴海岸的莫齐利斯（Muziris）的距离，即约两千浬的航程。可见在印度洋航行的平均速率一定约为每日五十浬，这正好可以证明甘英报告的确实性。 [44]
古籍中的犁靬
我们由中国古史中所提供的线索，可以断定这条路线（即经由中亚、赫卡托普洛斯、阿蛮、斯宾、于罗、幼发拉底河口、波斯湾、印度洋、红海、伊利安那及庇特拉，从此又分二途：一沿腓尼基岸而入于迦萨；一入于菩斯特拉［Bostra］、大马士革［Damascus］各地），为中国与叙利亚贸易的主要通道，而叙利亚自商业关系开始起至公元166年止始终是远西贸易的代表。我们从《后汉书》和《魏略》中知道大秦、犁鞬实为同一国家，并且很明白犁靬是较古的名字。此名最初见于《史记》（第123卷），谓张骞还时，安息王遣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或为驼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 [45] 犁靬二字之对音或译音，言者不一。爱德金氏（Edkins）以为即“Regmim”及“Hel-lenikon”（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18卷）；泰托氏（Taintor）则以为“Legiones”（中日史地札记Notes and Oueries，第4卷）；波提埃（Pauthier）则以为即“Lycia”（参看布氏之札记卷4），亦有以为即希腊字βασcλlxηv（皇城；见札记卷4）；以及其他字源的假定不一。关于这些以及所有名字的考证，我愿这样说，大多数讨论这个题目的作者，仅仅根据语音的相同，似乎不免有些轻率。一个地方的名字，应该是留在最后考虑的一事。在我们根据地方的特色把地点参定以后，如果字源上和汉名相符，这样提供的格外的证据，我们当然欢迎这种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可在考证基本的事实以前，便一跃而前，提出语音的结论。我们已经知道，通往大秦的最早的商路很有可能要属于大秦的伊利安那，即东部的大埠庇特拉或Rekem。我们可以推断Rekem是一个与条支港（Vologesia，Hira，Orchoe？）直接通航的城，中国的旅行家（如张骞或班超及甘英）通过安息的提供消息的人，一定首先知道它是华丝的市场。一位中国的管货人在于罗问船人说：“你的船把我们的丝驶往何处？”他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运往Rekem。”凡船舶载东方之货物往腓尼基的工业镇市，都以Rekem为卸货的转运所，正如柏累奈西（Berenice）及苗司霍尔姆司港（Myos Hormos）或科土斯（Koptos）之可视为亚历山大城市场的收货站一样。它是条支的第二站，从东方人看来，就是大秦或叙利亚的入口。至此，我有理由也许可以提出Rekem即《史记》及《汉书》的犁靬的说法，不独在语音上凡是熟悉汉译外国名字的人会承认是可以信服的，而且也是建立在有事实为根据的推论之上。
犁靬条支的关系
当犁靬的名字用于中国商业所及的极西国家的时候，即约公元前120年接着张骞远使以后，以庇特拉或犁靬为首都的那巴提安人的王国在西亚处于强大的地位。蒙森（Mommsen）在它的《罗马史》第7版第3卷中论庞培（Pompeius）时代时，甚至谓“那巴提安人在塞琉西朝帝国中以及在犹太人及培杜因人中是真正的主人。”中国在公元前的载籍，屡次以条支及犁靬二国并论，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人们相信它们是相邻的国家。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条支可能占有古代巴比伦的领土，即卡尔提阿湖的四周，其他作为海上航行的终点，即被人认为是西海的一部。因此在卡尔提阿人和那巴提安人之间，换句话说，即在条支与犁靬之间，存在有密切的政治及商务的关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这两个民族，虽一方面有叙利亚沙漠，另一方面有印度洋及其二湾将他们互相隔离，但在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关系。蒙森又论及那巴提安人说：“这个卓越的民族，曾常常被人把他们和他们东邻的游牧阿拉伯人相混；但他们近于阿拉密阿人（Aramaean），过于伊斯马利人（Ismaëlitës）的本宗。”这种阿拉密阿人，西方人称他们为叙利亚族，必然在很早时期就已从他们在巴比伦附近最老的居留地派遣移居的团体到阿拉伯湾北岸，其目的可能在于贸易。他们就是苏伊士湾（Gulf of Suez）及阿那（Aila）之间的西奈（Sinai）半岛上和在庇特拉（Wadi-Musa）附近的那巴提安人。从地中海来的货品就在他们的港口与印度的物产交换。由迦萨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及波斯湾的南方的队商大路，就经过那巴提安人的首都庇特拉，该地石制的宫室陵墓，一直到现在保留着他们的雄伟壮观。对巴提安的文明，是比几乎已被遗忘了的历史传述更好的佐证。
华丝的贸易通路
由波斯湾至犁靬的海道，从我们所能收集的材料看来，在公元162至165年间罗马皇帝安托奈那斯（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时，到加西阿（Avidius Cassius）发动的安息战争（Parthian War）止，是经营丝绢贸易的主要大道；东方商品无须在腓尼基加染、绣或重织的，大部分或运往亚历山大港，以销行于罗马帝国。战争以165年罗马人攻下塞琉西（斯罗）及斯宾而结束，战事就告结束，就有大秦的使团从海道来远东，在166年10月到中国宫廷，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 [46] 直至此时为止，我们从《后汉书》、《魏略》及其他记载中知道安息人垄断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贸易。从此，我们可以测度而知，当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两岸发生战争，而由中东通往位于或邻近波斯湾船港的大道的斯罗及斯宾两城连同它们的仓库被攻占或焚毁之时，这种商业上的严重形势，在安提阿、泰尔、西顿或庇特拉各地的叙利亚商人之间定必引起不少焦虑；从前以安息友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友人，至少是商业上的友人）为媒介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今已由他们本国政府的军队（即罗马人）切断了；他们习惯期待的大宗丝货久久不来，而本地织染的布匹、玻璃饰品、人造宝石亦不能达到中国的目的地。 [47] 在这种情形之下，派遣一个商务使团，经由印度洋及中国海，直接与中国人建立关系，岂非很自然的事么？中国记载中称派遣使节的人为大秦王安敦，而当时罗马皇帝为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那么把两者视为一人诚然是不错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罗马皇帝和叙利亚丝绢商人对中国抱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把究竟谁得实惠的问题，应用于向一个和西方只能有商业关系的远洲派遣使节一事，那么我们不由得不问：在罗马政府正在竭力安定边陲之时，真有政治的理由要取得中国皇帝的友谊么？而叙利亚商人自安息战役后，顿失其十倍百倍的赢利，这种商业的利益，是不是找寻新关系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呢？我根据这个及其他理由，相信公元166年的使团并非国家使团，而是私人的探访。 [48] 习于和印度及锡兰贸易的商人们，现在又进一步到达安南。他们可能原来既无文信证件，也没有进呈汉帝的礼物和贡品；但任何有希腊或拉丁文字的纸片都可以充作信物或国书，而所谓贡物，从其物品的内容可以推断，是在安南购置的，也许就是在到了安南以后，才决定冒称皇家使者，以图获得贸易的特权。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说，其贡物不过象牙、犀角、瑇瑁，都是安南的产物，甚至连《后汉书》的撰者，心里一定也有点怀疑，所以说“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49] 这批假公使，不失真正生意人的本色，早已将由大秦带来的珍品善价售出。 [50] 而在出售所得中拿出一部分就地在安南购买一些东西作为呈献中国皇帝的礼物。《后汉书》中所记，特别是其中对华贸易的几句话，很可能是记载大秦使者的日录。我相信他们把罗马的铸币带到中国，加以解释，所以史官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之语。他们或者暗示他们的来意，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吾人质直，市无二价”等等。他们甚至谓“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以图使中国人仿行加以优待。他们也许进一步说，“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与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所有这些读起来比代表安都或亚历山大城富有的商会的商人的谈吐更像安托奈那斯皇帝所颁发的国书；而且我们从古典作家论及赛拉斯（Seres，丝国）的各种记载中，也可以得出结论：安托奈那斯皇帝对长安的中国皇帝不感兴趣，正如中国皇帝对他不感兴趣一样。罗马皇帝经过与安息人作战中的种种困难以后，不可能梦想再引兵深入那样的远方；而且中国在桓帝时，要保障西界已经很勉强，更不必说对付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匈奴了。在这种情形下，和中国结盟，对罗马的利益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通云南的路线
《后汉书》中没有提到在此以后，直接的海道是否用为主要的商业路线；但从字句中间看来，似乎是如此。然书中说：“至桓帝延熹九年……始乃一通焉。”据我忖度，那时华货以舶运载，由安南至锡兰，古代的塔普罗巴尼（Taprobane），或马拉巴（Malabar）沿岸，再由此地转运至红海。 [51]
在前魏代，即约在公元3到6世纪间，又经常采用另外一条路线，特别是用于输入大秦货品的。《魏书》有云：“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文献通考》亦引之）《魏略》又云：“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按此二区在今之云南）故永昌出异物（大秦者）。”此处所言的路线，引导我们到白古（摆古）海岸的一个港口，有从那里两条河之一————萨伦河（沙尔温江）或伊拉瓦底江，成为和云南境内重要的通道，顺沿后者（亦名大江）河床而前的这一条东南路线，近20年来，曾著名为重要行旅的地点，在那个时候，因为它把中国相当宽广的和孟加拉湾的各港连接了起来，曾有过一番商业来往的盛况，犹可想见。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大秦的乐人及幻人取道入于掸国，当时掸国必在永昌郡附近（马可波罗的Vochang）。这位曾于公元98年受和帝金印紫绶之赐的掸国国王，又以入境的叙利亚伎人献于汉帝。公元121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他们曾当众表演过。 [52]
中国的旅行家也许从来没有越安息，横大海，以入于大秦走遍全程的；但中国人一定知道他们的商品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明《宋书》第97卷《列传》第57所说：“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
汉人已知的尼罗河路线
我们由《魏略》一书，可以断定魏代（公元3世纪）中国作者已知埃及沿岸各海港的贸易情形。这个时代的大秦必然包括埃及。《魏略》云：“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我前面已经指出，海西即指红海；此处所言之河，我相信即尼罗河；“又有大海”，就是地中海。《魏略》又云：“海西有迟散城。”迟散二字的古音，可以推断为Disan。 [53] 我敢说这是中国人对尼罗河支流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ea）的读法。《魏略》更云：“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从国下”一语，可能中国的作者依照一位进入红海的旅行家的观点，指尚未到其国。他一定是向北直驶，才到达苗司霍尔姆司（Myos Hormos），本地之人或称为乌丹。 [54] 在此地的西南，有商路于科土斯（Koptos）附近与尼罗河相接，据中国史家说，“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也许是指科普托斯的面积而言的一种夸张之说。称“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的一大段文字，似述取道埃及（苗司霍尔姆司、科普托斯、亚历山大城）而至叙利亚之路（安都、泰尔或另一腓尼基城）。其谓“凡有大都三”，或指埃及（即指迟散城之国）之分为三大部［三角洲（Delta），黑普提隆米斯（Heptanomis），西培伊斯（Thebais）］。《魏略》更谓“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据我现在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它是记述由亚历山大城至大秦京都安都的路程。乌迟散三字Wu-Chih-San的古音可读为Odisan，乌Wu或O是附加部分，可略去而读为Chih-San，我认为这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的音转。由此城至濒海的安都（据说奥伦梯河Orontes在古代可以通航远至安都Antioch），全程约四百浬。以每日行七十浬之速率，需时约六日。 [55] 一日渡河，然后六日航海，也许是由于选取了通往加诺帕斯（Canobus）城或郊外的Ostium Herocleoticum河口，此地有一通航的运河与小内港基培塔斯（Kibotus）相连，距出发点约十五浬。因此由启碇而至出海需要一天的工夫。 [56] 我倾向于相信经由尼罗河而以安都或其他叙利亚港口为目的地的中国或印度商货，并不驶入亚历山大城的任何海港，而是经过监视河内外贸易之海关（根据斯特累培之语），以前已经用船驳运，因此旅行者可以入城或在城的东郊行乐，无须在城的地中海方面上船继续起程。 [57]
由巴比伦至叙利亚的陆路
由中国至叙利亚各路，读者既已明了，也许可以问由巴比伦至西方的陆路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们从西方作家方面得知在幼发拉底河河口及庇特拉之间有商路可通；此外，必更有一路从巴比伦附近驿站通过沙漠取道巴尔迈拉（Palmyra）以达挨美萨（Emesa）或大马士革（Damask）；最后有大道至亚洲西部，即旧日皇城路，以及由斯罗取道修马（Zeugma）的桥经美索不达米亚而至安都。如果说，那些供给《后汉书》作者撰写《大秦传》材料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些东方贸易的旧有陆路，那将是十分奇异的事。我相信《后汉书·西域传》谓“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的一段，也许很可视为描写大秦的陆路，由于所述包括某些迹象，其中包含似乎可以指为由斯罗至安都的美索不达米亚一路，我似可以推论说，后汉时代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这条路了。同书又云：“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这一段是《后汉书》中最暧昧的文字之一，究竟作怎样的解释，我颇有一些怀疑。布氏在《中国纪事》第3卷解释道：“由安息，绕海之北岸，从陆道可达大秦。”他继续说：“此处吾人所指的是，或是经小亚细亚绕地中海而行，或经高加索绕黑海而行。”巴刻君（前引书第16卷）虽不赞成布氏以大秦为意大利之说，但亦同于布氏将“绕海”一词（我译为making a round at sea“绕于海”者）翻译为“在陆绕海”之意，而以绕（他用surround）为及物动词。他解释上文说：“如果要采用陆路，就完全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循着厄尔布鲁士（Elburz）群山以北的里海岸，北行经过南阿密尼阿（South-Armenia），朝向叙利亚北部的安都方向而行。”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的理由是：绕字虽有其他用法，如绕山及绕城之类，但“绕海”二字并不指在陆上绕海而行，而是指在海上绕行；或者如一位我曾请教过的中国学者说，除非乘船，不能绕海。我可以引《魏略》的一段话为证：“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此处明言乘船，完全排除了陆上绕行的概念。“绕”字与“周回”二字均为同类动词，都可以用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动词。从不及物动词的用法言，它是指取曲线道路，迂回而行。“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一语，如果逐字翻译，可以译为“从安息陆道而来，在海上绕行，复北行，由海之西面而出”。
美索不达米亚
不过中国文字可以非常含糊，因此，这段文字除巴刻君的解释外，还可做别的解释。巴刻君以为由波斯湾至伊利安那（Aelana）的海道，有其他文字（参看《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列传》第67；《魏书·列传》第90；《魏略》及《文献通考》各史料）可以作充分的证明。他的话也许是对的，我无需把很可能属于另外环节的薄弱各环强加于这个坚强的环节之中。这里所说另外的环节，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人庶连属”至“可度海北诸国”各段。对这段可疑的文字，我不采用巴刻君的说法，试作解释如下：即“由安息之陆道而来，‘绕’循一曲线之路，周回通过或抵达‘海北’（地域之称，即叙利亚本部之北之美索不达米亚）又‘行出海西’，海西即大秦。” [58] 这一条经过海北的陆路，《魏略》曾提到“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及“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后面的各段在各方面都可以应用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旅行。亚洲的这一部分确是人口稠密，但极可能常有狮子出没，因为斯特累培也不单说过美索不达米亚为一片好牧地，并且说充斥狮子；在《西域传》中提到这条路上的一个特色：“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此桥据《魏略》“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及《文献通考》“驴分魏时闻焉，属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发海道西南，绕海道，直西行至焉”等语，可知此桥在大秦首都东北二千里或“视距里”之内，一定就是位于修马城，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大桥；修马城位于安都的东北，据斯特累培说，约距伊索斯湾（Gulf of Issus）一千四百“视距里”。
《魏略》所载各路线的分析
《魏略》所载的陆路路线都可以明白考寻出来。从安谷城（Orchoë）到达大秦，有三个不同的方向：北路显然就是经由美索不达米亚的路；西路为经过叙利亚沙漠的商路，可能是取道巴尔迈拉（Palmyra）的路；此外“直南行”的海道，即经过波斯湾，正如由于罗（Hira）（参看《后汉书·西域传》）入海南行。北路或美索不达米亚一路，《魏略》必已提及（P．50，51）。文中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也许是指知有通大秦的中亚陆路，先于取道锡兰的海道。另一方面，下文说“前世但论有水道”是指绕航阿拉伯半岛；“不知有陆道”即只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尔迈拉一路。在知道甘英欲渡的海路以后，对这两段看来抵触的文字，我只能作此解释。由此解释，对中国人已知的路线，可以提供下面各路的历史。
第一————甘英欲行之路，即越陆至条支，由条支渡海至大秦。
第二————在甘英之后（公元97年），但在采用取道锡兰的直接海道（公元166年）以前，完全由陆路来往。
第三————自公元166年（即安敦使节之来）后，通行直接海道。
由《魏略》中关于大秦各属国的地理记述，清楚表明由巴比伦至叙利亚的若干陆路，在3世纪中已经为中国人所知道。凡提到的属于大秦的各邦，几乎全都可以视为安都路上的驿站。
大秦属国
《后汉书》谓“小国役属（大秦）者数十”。《新唐书》重述其言，亦谓“臣役小国数十”。《魏略》改变一下文句，谓“置小王数十”。同书列举了其中一些国家，如果我对地势的直觉不错，我以为它们都位于靠近叙利亚的东界，为东罗马帝国面临安息边疆的外站。小邦名目有：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汜复、于罗等。（见《魏略》）于罗我敢以为即卡尔提阿湖的于罗（Hira），乃条支入海港口之一。《魏略》又云：“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
上述的“属国”，————也许这些城市及其附近地方，都仍在原主（小王）统治之下，纳贡于罗马人，所以称为属国————《魏略》曾分别加以叙述，但它们的确切位置，难于考定。因此，我不能保证我译文的精确，也许在我们获得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以后，还需要再加订正。除待进一步作专门的研究外，我以不敢十分自信的心情，在此提出我关于其中若干地理位置的看法。
泽散
泽散（Tse-San，古音Da-San） [59] 或为另一亚历山大城，有一时期称为Charax Spasinu，为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大商埠。《魏略》谓其地在“海中央”，或即指其为幼发拉底河的两段所围绕。又谓其“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我们据《魏略》“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一语，可断定安谷也像于罗或条支一样，是一个位于或靠近波斯湾岸的海港，如推测不错，安谷城即奥楚（Orchoe）或埃力克（Erek），泽散很可能是河（Mesene？）口的一区。泽散也像所有此类的海港，为下红海候船之地，“西南（即先南行，继而西行）诣大秦都不知里数”。如《魏略》言， [60] 不管其确切的所在地在哪里，书中称“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这引导我们经过长途河行以后，抵达靠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区域；我们不妨说是俄斯尔荷恩（Osrhoene）王国；及当时伊得撒（Edessa），尼斯福城（Nicephorium）等罗马城市。 [61] “驴分去大秦都二千里。”由尼斯福城取道阿巴密及修马至安提阿的路程适为二千“视距里”。 [62] “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魏略》、《文献通考》则谓飞桥长二百四十里）中国人经常提到“渡海”，实际上就是渡河，渡广州的珠江，直到现在也说过海而非过河；《魏略》云：“其治（汜复）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也。”又云：“其治（于罗）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同是一条水，而一段中河海并称，可以作比。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从驴分城西渡过跨河（幼发拉底河）的飞桥。”这座桥的长度自然说不上以里数计，甚至也不能以“视距里”计，但我们必须假定由于把步（Passus）数错译为里数。飞桥既在驴分之西，且在至大秦京都的路上，我就断定为塞琉卡斯（Seleucus）所建之桥，塞琉卡斯是建立 [63] 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两岸的阿巴密阿及修马二城的人，如果不是《魏略》说明“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河）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我在俄斯尔荷恩的几个著名的城市中，定会以伊得撒为驴分城。这段文字表明由驴分至安都，有陆行和河行二道。符合此种情形的，本有萨摩萨塔城（Samosata），但此城似非至大秦安都路上的一站，所以我定为肯斯福城，因为它正在路旁。由此你可以从河道直西行，或由陆道经修马桥直西南行，都可以到安都。
且兰、思陶、汜复
据《魏略》所述的亚洲这一部分的道路情形，我认为且兰是叙利亚东部的一个地方，或即巴尔迈拉（Palmyra）（Tadmor）。思陶可能就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西特卡（Sittake），这里可能有一条路向南通抵幼发拉底河上的巴比伦 [64] ；或者如《魏略》所说：“从思陶国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通过沙漠的陆路，从Sittake的对面和西南，即伊镇（Is）附近的可能航行路线，实际上离幼发拉底河岸有很大的距离。它的路程很可以定为三千“视距里”，因为按普林尼（第5卷，25［21］，第88页）估计由巴尔迈拉至斯罗为三十三万七千步，共约四千五百“视距里”。我们向西而行六百里或“视距里”，即抵叙利亚本境。“从且兰复直西河之汜复国六百里”（《魏略》），“西河”或指奥伦梯河右岸的挨美萨（Emesa）；但各史均无“河”这一字，故最好读为“行”字，因此我不欲强调此点。挨美萨城乃横跨沙漠的巴尔迈拉路所经，至此并与由庇特拉北至安都的“南路”相接。中国人的记载说：“南道会汜复（即汜复路），乃西南之贤督国。”贤督的地位或许即是大马士革（Damask），地址在挨美萨略偏西南的方向。《魏略》又说：“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所谓积石看起来只是对庇特拉（Arabia Petraea）的岩石区的描摹和称呼。从下面所说：“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可以作这个描写的佐证；如果我所考其他各点都能成立，这个“大海”只能是红海。 [65]
《魏略》有一段文字对于亚洲西部主要山脉有的一般方向作了大概的描写，谓“且兰（Palmyra？）、汜复（Emesa？）、斯宾（Ktesiphon？）及阿蛮（Acbatana？）北有一山东南行；大秦（即海西，海西之国，红海之国）东海东（波斯湾之国，即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之国）各有一山皆南北行”。在挨美萨（汜复）、巴尔迈拉（且兰）、斯宾、阿蛮以北由东而西的山脉必然就是托鲁斯（Taurus）山脉；而在大秦之东（？）由北至南的山脉也许就是黎巴嫩（Libanon）山脉和它的南北支脉；海东以东的山脉为塞格拉斯山脉（Zagrus mons）及其支脉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与河平行的各山脉。
《魏略》所说的属国和我尝试所作的解释，到此为止，也许可以称为满意。但《魏略》的下文，其中把前面所述的路线和明显属于另一区域的地方相连，变成了一个大疑团。它说“贤督（Damask？）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Emesa？）其治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河）也”。我已考定于罗为Hira。如果说汜复有可能为巴尔迈拉沙漠西北的其他若干地域，那么，于罗怎样能够在汜复东北，或在其处附近任何地方的东北呢？要使这段记载成为可解，我们不能不认此中文本或此书根据的原文有割裂遗漏之处，以致在全篇明白易解的概述中插入这段淆乱的文字。
这一段的下文又极通顺易解，且可以支持我认为于罗即Hira的说法。《魏略》说：“于罗属大秦。”且说：“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又说：“斯罗属安息（Parthia）与大秦接也。”罗马东境的边界，因与安息及波斯战争的胜利，自然有所变动；但斯罗（Seleucia）也许比任何其他城市更合适视为在两个帝国之间的边城。你由于罗至斯罗，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北而前；越过斯罗后，又须渡过横亘于斯罗及安息国王冬宫所在的斯宾（Ktesiphon）之间的底格里斯河。此城的确曾经屡次毁圮，自公元165年加西阿（Avldius Cassius）破坏后，迄未恢复昔日作为安息商业中心的繁荣；在这个废址上曾建立起一个新城，有一个时候称为科迟（Koche）， [66] 与左岸的斯宾城并合为马丹城（Madian），为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以来波斯诸王的首都。阿萨西朝（安息Arsacide）自公元226年为萨散尼王朝（Sassanides）推翻后，已不能统治底格里斯河的两岸，看来《魏略》一书（包括公元220——264年）所述安息各城，年代上似乎不合。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可能供给材料的人暗将旧统治者（安息，即阿萨西朝）之名转移于新政府上。据马端临对波斯的记载（《文献通考》第339卷），新的波斯帝国初次与中国接触，似乎始于后魏（公元386——543年）；在文中明白提到西京名宿利城 [67] 的，即上述之马丹城。宿利城位于达遏水岸上。（达遏水即底格里斯河Tigris）此水通过城之中部而向南流。“有河经其城中南流，即条支之故地也。”这可以视为支持此地即卡尔提阿一说的另一佐证。
迟散即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里亚）
根据中国人的记载，属国之一为迟散，马端临《文献通考》称为“王城”，我前面已经试图考定此城即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迟散之名显然最早见于《魏略》，这一事实，似乎说明此城之为商业重镇，在三国魏（公元220——264年）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虽然早在几百年前中国人是否便知有此城，我们没有任何的根据）。马端临所谓“（大秦）西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王城”，也许他具有更早的材料根据。我考证这个地方大都依据《魏略》，而《新唐书》述拂菻东西境时有一段说“拂菻古大秦也……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更可以作为支持我的说法的佐证。纽曼（Neumann）说：“《唐书》显然以Tschy或Sy San，即Byzantium（拜占庭）之名称君士坦丁堡。”（《亚洲研究》Asiat，Studien，第172页），布氏（Bretschneider）谓迟散城的迟字，为避字之形误，打算把迟散改为避散Pi-San（即Byzantium）。我借这个机会要声明，除非具有极符合情况的有力证据，我们不应轻易假定中国古籍上文字有误。就这个例子的环境来说，纵使可以证明拂菻为东帝国，也不许可我们便把迟散指为拜占庭（Byzantium）；而且，这个名字出现在《魏略》一事，本身就是反对这种假说的强有力的理由。因为《魏略》所记为3世纪事迹，在这个时期中，经过奈泽（Higer）和塞弗拉斯（Severus）于公元196年战争的破坏后，“此东方之盛都仅存一片废墟而已”（引吉本语）。
出自印度传说的女国
中国记载大秦或拂菻的属国时，谈及女人国及矮人国。我们必须认为，这些记载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它们只是西方民间传说的片段，报告者（中国人或罗马人）都从来没有亲历其境。中国人的想象力，本来极容易接受新奇的东西，女人国及矮人国的传述一定深深地印入中国人的想象之中，因而这种传述遂保存在他们的记载里；另一方面其他平淡无奇的真实事迹，却归于湮没。
按《新唐书》第221卷《列传》146第6页云：“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国，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同书《西域传》又提到中亚细亚的东女国：“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以别之。”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相同的一段文字。 [68] 《大唐西域记》完成于公元648年，大都取材于梵籍，比《新唐书》的修纂要早几百年。 [69] 其中说及西女国：“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把这一段文字以及《新唐书》关于拂菻的事迹，关于古代大秦或者也是如此，有许多是出于佛教翻译家所译出的印度材料。这就是爱德金斯博士（Dr．Edkins）最近提出的见解。 [70] 玄奘的书著作年代较早，而且也不像《唐书》那样纂辑而成， [71] 故关于女国的材料一定是从此取材的。
关于女国的记载，在许多方面和我们在斯特累培的书（第11卷，第50页）中所有论及女国（Amazon）的地方相符合。但斯特累培笔下的女国，据云位于密奥提斯湖（Lake Maeotis）岸的某地，而非拂菻的西南；她们也不是住在岛上；以男子和她们相配的邻人，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居于高加索山下的加加尔人（Gargareans）。马端临《文献通考》第339卷引杜环《行经记》云：“又闻（大秦）西有女国，感水而生。”（也许是指自水中而生，如古代塞浦路斯的女神安那提俄美尼Venus Anadyomene of Cyprus） [72]
小人国
小人国（Pygmies）一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谈到：“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这是不遗细迹地重述非洲小人国的旧有传说。此种小人居于大秦或叙利亚之南，其所在与蓬彼雅斯弥拉（Pomponius Mela）所指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他提到红海西岸的这种居民说：“内地的小人是一种身材纤小的人种，从体质上来说，他们生长起来，足与鹤相抗衡而已。”（Ⅲ，881————Frick）哲利阿斯（Gellius）描述他们身体大小时，说体高只有二尺又四分之一。什淮恩浮特（Schweinfurth） [73] 所发现的阿卡（Akka）民族，可能就是所有这种记载的真实根据，也许和女国传说通过同一的途径传入远东，成为中国人的记述。可以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的拉丁权威显然过于夸张，说小人的体高不过二尺又四分之一，倒是马端临之言比较接近事实（除非说经过其间的几百年，因与身材高大的民族通婚，增加了他们平均的体高）。另一方面，中国史家谓其人三尺，相当于英尺三尺半。什淮恩浮特在他的书中绘有阿卡人的两幅插图，一长四尺一寸；一长四尺四寸；又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体高有远逾四尺十寸的。”
摩邻及老勃萨
《新唐书》提到西南有黑种之国：“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无疑这是指西奈半岛（Peninsula of Sinai）的赛（Sin）沙漠而言。马端临（《文献通考》第339卷）明言它位于摩邻国的秧萨罗西南；秧萨罗国或即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对音。 [74] 又说：“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且谓“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此处所述的诸国，我们也许可以推断位于红海西岸，远至古代传说食鱼的民族特罗格卢底（Troglodytae）或伊底育菲支（Ichthyophagi）。我当然更偏向于埃及东岸的不毛之地，因为供给大量干鱼来饲马一事，在这些地方比非洲内地的某些地区更有可能。埃及红海岸的荒芜之称是很著名的，也同埃及的其他部分一样，居民每天的食粮主要仰给于枣树。古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及伊本巴图特（Ibn Batuta）曾经游历俄曼（Oman）沿岸的某些部落，在他们的记载中，前者注意到以枣及鱼为食品，大量消费；后者注意到以“各种小鱼饲畜的奇俗”， [75] 他们的话和《唐书》所言，大同小异。不幸俄曼在拂菻的东南而非在西南，且距离拂菻太远，因此，不能即指为其地。我们唯有转向埃及沿岸来找寻，因而定为苗司霍尔姆司（Myos Harmos）附近的地域 [76] ，在此登岸继续取道科土斯（Koptos）及亚历山大城前进的旅客，也许知道这些地域。斯特累培也提到主要树木中的枣树，和以鱼饲畜的习惯。开姆桑（Kempthornc）在他的1828年《波斯湾东岸测探记》（《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5卷，第270页）中谈到对面的海岸说：“居民仍旧完全依靠鱼来生活，因为土地完全不毛，没有任何草类，因此牲畜也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吃同样的食料。岸边有大量的牡蛎、螃蟹和各色各样的贝类。在此地及阿拉伯，许多地方因日炙的沙地，草木稀少，都完全以干鱼和枣混杂而饲畜。”所以我们可以颇有把握地把面对波斯湾阿拉伯海岸的Icthyophagi所说的一切，移用于苗司霍尔姆司或柏累奈西（Berenice）附近的地区；因为在这个共名之下所记载的两类部族，关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生活方式，正如这方面的主要权威阿加塔尔西提斯（Agatharchides）所暗示的，无一不相同。 [77] 我引米勒（Muller）所订的拉丁文如下：
“Ac primum de Ichthyophagis Aethiopibus（qui piscibus nutriuntur）dicemus，quibus maritime habitatur region a Carmania et Gedrosia ad extremum usque recessum sinus Arabici，qui in mediterranea incredibili prope spatio excurrens，ad ostium a duabus continentibus，hinc Arabia felice，illinc Autaeis，qui sunt ad extremum sinus Arabici secessum，quem magnum includit mare，usque ad Indiam et Gedrosiam et Carmaniam et Persas insulasque memoratis gentibus subjectas．Ubique habitant Ichthyophagi（homines ex piscibus victitantes）；quinudo，tan feminae quam viri，sunt corpore，et communem sobolis procreationem habent；naturali quidem voluptatis et molestiae cognitione，sed turpium et honestorum ne minima quidem proediti notitia．”
“史前时代，有一种水兽名Ichthyophagis（按Ichthyophagis有谓为人面兽身的动物，有谓为水居的太古人类），以鱼类为食，住在沿海区，阿拉伯北端，地中海一带，红海与波斯湾之三角地带及印度海。该动物的性器官与人无异，其受孕、胚胎、生育亦均如人类，而不以杂交乱伦为耻，其坏处更有甚于野蛮人。”
最后一段也许可以作为了解《唐书》所言“不耻 报，于夷狄最甚。”和《文献通考》所言“共寻寻 报于夷狄最甚”的帮助；两书的原文可能小有讹失。“不耻 报，于夷狄最甚。”一语，我译为“The Hsunhsun have most frequent illicit intercourse with barbarians”；巴刻先生（Mr．Parker）则拟译为“They are not ashamed of incest，and in this respect they are the worst among the barbarians．”他的译文使我们更接近于伊底育菲支（Ichthyophagi）的古典传说，我极同意这样改译。
大秦故京
保存于当时史书和后人辑集的引文中的中国古代典籍，包含关于大秦首都的一系列详细记载，如果把它和西方作者流传下来的关于安都（Antioch）古城的材料比较，一定很有兴趣：安都作为罗马总督统治全东境（叙利亚、埃及与小亚细亚）的驻节地，一定会被人视为大秦的首都。此种详情，必备见于米勒（Otfried Milller）所作《安都古迹》一书（Antiquitates Antiochenae 1841年格丁根出版），但我在欧洲没有找到此书，现在我不得不将散见于中国历代书上的零碎材料加以辑集。
大秦的京都，在魏代称为安都（《魏书》及《文献通考》均载），波提埃恰当地指出此名即Antioch。 [78] 玉尔（Yule）说：“关于这个显指Antioch的名字，在马苏提（Mas'udi）书中，知在伊斯兰教徒征服时，此城之原名仅剩几个字母alif，Nún及Tá而已，真是奇怪。” [79] 这也许可以足够证明中国旧名语尾无K音的论据；对汉字的古读，不管我们采用什么原理，《康熙字典》所引证的都tu古音，都不能证明语尾有tuk之音。但照我的见解，安都正好是Antiochia对音汉字。斯普卢纳（Spruner）与美琪（Menke）合作所编的古地图（Atlas Antiqaus）（第九图）载有此城的图样，可能根据米勒书中的材料；我现在虽不能引证必要的古书中关于此城详况的篇章，为此图的精确提供证据，但编者的盛名，可以保证，它可以代表学者们对此城及属区轮廓的看法。我所摹写的草图，足可以表明中国人关于安都的描写。除王城东北郊外围的点缀线外，我悉照原图，没有增加什么。
《魏书》谓“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从下面的文字，此处所言五区，应当说是四区，第五区为居中的王城。下文说：“王城居中，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如果我们假定第五城或中央之城为城之长官所居，则此四城正合于斯特累培所称的安都（Antioch），别名四城（tetrapolis）。 [80] 四城均自有墙，又有一大墙包围之，正是安都的特色；即使所有其他的论据都不能成立，单就这一点已经足够使它区别于古代西方任何其他大城，特别是与它对峙的罗马和亚历山大城。 [81]
京城的周围如下：
一、《汉书》谓：“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魏略》谓：“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晋书》谓：“其城邑周回百余里。”可知当汉、魏及晋朝，即约在公元最初三世纪中，此城周围逾一百里。
二、《魏书》谓：“周六十里。”则北魏时（公元386——556年）为“六十里”。
三、《唐书》谓：“城广八十里。”《文献通考》云：“王城方八十里。”则唐代（即7世纪及以后）为“八十里”。
安都城自公元前301年由塞琉卡斯（Seleucus Nicator）奠基以来，经过数次扩张延伸，至挨彼达腓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死于公元前163年）时，面积已增大至包含有四个有墙的城，郊区尚不在内。但它的极盛时期一直延至基督教纪元期内。有好几位罗马皇帝在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居于他们这个东境的都城；在罗马皇帝之下，这里是统治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及埃及在内的罗马东土的罗马总督永久驻在地。根据由斯普卢纳与美琪所提供的属于公元前2世纪的城图来看，如将东北郊计算在内，则周围一百里或“视距里”，绝非夸大之词。当北魏时，即公元5世纪，此城开始衰败；刚好到北魏末年（公元532年），一次可怖的地震使它的光辉受到致命的伤害；虽查士丁尼（Justinian）支出巨资重建该城，但亦不能恢复它昔日的伟观。达就是我们在中国书上见到的周回最小仅六十里或“视距里”的时期。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此城略有所恢复，因此，在唐代有周回八十里或“视距里”的记述。
不论中国人记载中所保存的里数，其真实至何程度，但安都（Antioch）在它最盛时期，它的面积可以和古代世界的任何大城相比都不逊色。佛利德伦特在其书（1873年第4版第1卷，第6页）中指出此城连郊区圆周共一万八千零七十二步（等于一百四十四视距里），亚历山大城为一万六千三百六十步，罗马为一万四千一百二十步。拜占庭城共分十四区，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公元330年）时，曾经扩大重建，但共周回不过七哩（等于五十六视距里）。《旧唐书》云：“其都城垒石为之，尤绝高峻……东面有大门，共高二十余丈（即等于二百三十五尺余） [82] ，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时日，毫厘无失。”（《新唐书》亦有此说，略同）
我们知道安都城垣，是特别高的。关于它的东门，我现在无从证实中国记载所传的事实。 [83] 文中下面所述的机械装置，一定就是“刻漏”，至少中国人已经有所认识，《渊鉴类函》第369卷引用《唐书》的话，即列于“刻漏”题下。
《魏略》谓：“共治滨侧河海。”我将“河海”二字译为“river estuary”，意谓通海之河。此河当为安都的奥伦梯（Orontes），自海岸经此河，只需一天便可抵达该城。 [84]
大秦拂菻的领土
关于大秦及拂菻的面积，如果不是中国人记载中用词的存疑，本来是很明白的。《后汉书》说：“地方数千里”，因而就发生了我们怎样来解释这句话的问题。前人都同意译为several thousand lisquare（数千里方），但这并不是“方”之正统的意思。《孟子》一书有云：“寡人之囿方四十里”，雷格（Legge）译作“仅四十里”。我们只能这样译而不能作四十里平方，因为按四十里平方计，就成为一千六百方里，那就将为一个体制极为可观的公园了，而《孟子》本文中说这句话的原意，是说他的花园是一个极平常的公园。此外，中国注解的人都是这样解释，因此我们只能照上文翻译。 [85] 另一方面，雷格另同段中（《论语》第11卷，第111页），又把“方六七十里”译为“sixty or seventy li square”，因为照全文的意思，如果以正统的本义来译，就将违反情理。这样似乎说明像“方数千里”、“方六千里”一类的用词，不应该视为具有一种确定的含义。为了知道一个古代作家使用这些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最可靠的方法，也许是把它与人所比较熟知的领土加以比较。《隋书》 [86] 成于7世纪初，在叙述作为扶南或暹罗之一部的赤土国时，称其土地方数千里，正与《后汉书》所言的大秦领土相同。赤土的面积无论如何断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比。因为赤土不过是扶南的一部，而扶南又不过是位于孟加拉湾及东京湾许多小国之一，即合诸小国亦不能相当于罗马帝国的一大部领土。据《梁书》 [87] 所载，顿逊，在海崎上，乃马来半岛诸小国之一，即明史的马六甲，据云：“方千里”。显见中国文字描写“数千里”之国，最多只能相当于罗马的一省，而不能比帝国本身。 [88] 我们必须假定，中国与远西最初贸易之时，他们并不知道那须向他们购买丝绢的国家的大小。在汉代，他们的记载可能包括叙利亚全境而言；数百年后，在魏代的著述所载中，从我对于尼罗河及亚历山大城的考证，以及史籍言大秦面积的出入，如《魏书》言：“地方六千里。” [89] 而《晋书》所述之时代早于魏者，则言：“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可以断言又增加了别的部分，可能包括埃及在内。看起来，在后魏（至公元6世纪之中）时，凡以前属于称为奥伦斯（Oriens）时的提督管区或在居于安都（Antioch）的总督治下之范围的境土，都属于前述记载的范围之内。《旧唐书》谓拂菻“地方万余里”，《唐书》谓“地方万里”，这一事实，与主张大秦即罗马帝国和拂菻为大秦在拜占庭诸皇治下的延续之说，显然抵触。因为如果罗马全盛时代的大秦面积有六千里，拂菻的领土自应要小得多（如果真指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而言），因在唐时，旧帝国的领土范围已经减缩了大半。但大秦仅为罗马的一省，而拂菻为阿拉伯人治下的同一省份（叙利亚）。《唐书》所言的“万里”，或包括7世纪中叶在哈立发统治下向外征服所占领的土地在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杜环《行经记》云：“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这样就使之回复到旧大秦的面积，根据下面所说“常与大食相御”，以及下面又说：“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显然这就是指的叙利亚的境界；那么上面所述的拂菻，必须理解为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前的拂菻。
上文所举，也许还嫌空泛，但可以表明中国作者不知道大秦的政治领域的真正大小，他们所记述的地理形势，只是一个属区。另一方面，对那些告诉中国人“自葱岭西，此国最大”（《魏略》）的人，无疑对罗马的全盛时代的威力是认识的。
大秦城邑数目
《后汉书》说大秦有四百余城，而《晋书》只说有城邑，《魏书》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新、旧《唐书》都照录旧记；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方面所见的记载，都根据于更早的材料而来。对罗马帝国而言，四百个城市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据英国罗马史家吉本（Gibbon）说，单是古代意大利，就有一千一百九十七个。又说：“不管用古代一词指什么，都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全国的人口在安托奈那斯（Antonines）时代会比罗慕路斯（Romulus）时代的人口为少。”吉本更谓：“在恺撒（Caesars）统治下，仅亚洲本部（即安都总督统治下各国或大秦境内）已有五百个众庶的城市，物产富饶，具备种种优美的技艺文物。” [90] 亚洲本部的五百个城市，就是《后汉书》所谓的四百余城。叙利亚的人口在中古必极繁庶，因在马美琉克团（Mamelukes）军政府统治下，境内据计包括有六万个村落。 [91]
大秦的狮虎
汉代记载中有些话，明白地表示出供给材料的，无论是中国人也好，或外国人也好，他自己一定曾经有过实地的旅行。我料想，他在途中对于旅行的各种条件的印象，就是从斯宾经过美索不达米亚至修马（Zeugma）的陆路沿途所见。《后汉书》谓：“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后来的《魏略》及《文献通考》都重复这样的说法。记载中一再提到各种猛兽；一开头，便是上引文字中所说的狮虎。此外，《新唐书》又谓：“有兽名 ，大如狗，犷恶而力”；根据《文献通考》“有养者（可以驯养）”。布氏提到这种动物时说：“它可能就是东亚所没有的鬣狗（hyaena），因之是中国人所不识的”； [92] 他的话也许不错，从中国人记载中描述的情状，也可以说是指在叙利亚一定很常见的胡狼。《魏略》和《文献通考》都提及另一种猛兽玄熊。在罗马皇帝时代的意大利，此种猛兽久已不为行旅之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的话，或者像有些种的熊也已退处深山，成为王家的狩猎品。但是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为行旅之患的狮虎，罗马极为需要，常向非洲及东方各省 [93] 运入，以供皇帝的娱乐。意大利道途中扰害旅客的不是狮虎而是盗贼；而“终无盗贼寇警”，是《后汉书》所记驿路上的特点。
邮驿
我们由《后汉书》及其他古代记载，得知大秦国内所有陆路旅行安适便利，和“邮驿亭置如中国”（《魏略》），且“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直达京都。“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晋书》） [94] 交通工具可能包括各色各种的车辆，其中有一种是辎軿小车。（《后汉书》）
驿路遍设驿站，以石标里，《后汉书》谓：“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所有这种设施，均类罗马的驿制，可以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及任何罗马各省。 [95] 但在《后汉书》所言驿事的某些详情中，在我看来，明白地提示我们，其所叙述的国家是在东方。《后汉书》谓：“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亭形之标里石？），三十里一置（休息处）或一堠（《文献通考》及《诸蕃志》）”，在我看来，这一段是用最可能少的字句叙述了境内的军事制度。它表明驿路的里数以置或堠为单位，每单位分为三小距离（即亭），又从而化为三十里。这个制度和罗马制度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相同之处。 [96] 意大利的驿路以奥古斯丁所建立的金色里标（milliarium aureum）为起点，沿途凡距离八视距里，（相当于一千步）即立一标里柱，并无三分或三十分的区划。古代里数可与《后汉书》的里数比较的，只有亚洲里数，即波斯的Parasang（以下作波斯里）。自希罗多德时代直至现代，亚洲西部测量道路多用波斯里计算。希罗多德本人（其书第3卷第6页，第5卷第53页，第6卷第42页）明白说波斯里分为三十视距里。“黑西基阿斯（Hesychius）和修伊达斯（Suidas）所言的长度相同，而塞诺封（Xenophon）亦一定是以三十‘视距里’来计算，因为他说一万六千零五十视距里等于五百三十五波斯里（Arab，II，I，§6），阿拉伯地理学家（Freytag，Lex．Arab．）说等于三阿拉伯里” [97] 。由于这些计量便于换算，以及自亚历山大远征时代，希腊文化和亚洲西部的持有极密切的关系，把相当于《后汉书》所记的一种记里制度几乎掩盖了，这种制度为：
1置或堠＝1波斯里（Parasang）
＝3亭或阿拉伯里
＝30里或“视距里”
我的有些考证，都是根据假定，即中国书上所记的里数，必须按西洋古代作者所谓的视距里去理解。 [98] 我将请读者注意下面这张见于中国记载的表，凡是研究古代地理的人都会承认，就它的准确性而言，它比起最可信的古典作家的任何同样的记述，都会远远超过之。
1．Antiochia Margiana（木鹿）
至Hekatompylos（安息）
经Hyrcanian hills．……五千里或视距里。
2．Hekatompylos（安息）
至Acbatana（阿蛮）……三千四百里或视距里。
3．Acbatana（阿蛮）
至Ktesiphon（斯宾）
经MountZagros（沙格罗山）……三千六百里或视距里。
4．Ktesiphon（斯宾）
至Hira（于罗）……九百六十里或视距里。
5．Antioch（大秦都）
至Zeugma（修马桥）外的驴分城……二千里或视距里。
6．由幼发拉底河岸沿商路
直至Palmyra（且兰）……三千里或视距里。
7．Palmyra（且兰）
至Emesa（汜复）……六百里或视距里。
8．Antioch（安都）……一百里或视距里。
中国古代商品
《后汉书》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晋书》又说“其利百倍”。对中国和印度贸易的获利如此之厚，也许从他们所运商品的性质就容易说明。我们可以假定，中国输入大秦的大宗商品是丝绢，据说一磅丝等于一磅黄金。 [99] 也许不过是一种说法，并无一定的意义，但不论丝绢的真正价格如何，从前面所引的记载来看，无疑花在这种商货上的总数是很庞大的。据普林尼（第6卷，23，101），单是印度每年由罗马帝国所得的丝款不下五千五百万铜币（sesterces，约等于六十万英镑）；又说（第12卷，18，84）印度、中国及阿拉伯每年共由帝国所得的丝款，照最低的估计亦值一万万铜币（约等于一百万英镑）。但是这两个数字（即六十万镑及一百万镑），如果真正就代表罗马帝国与上述诸国的贸易价值，又如果丝的重量与金的重量的价值相同，那么也还是不足道的。为解释这两段引文中的难题，曾有各种的说法。赫克（Höck，Röm．Geseh．I．2．288）解释说，上述的总数，乃仅指运入罗马城而非指运入罗马帝国的数目。马贵特（Marquardt）在其《罗马国富论》（Röm Staatsverwaltung第2卷，266）中，认为在对印度贸易的估计中，没有包括从印度输入的购珠之款一万万铜币（sesterces）。佛利德伦特反对这两说，看来他是正确的。照我对普林尼的话的理解，他根本并没有提出与上述诸国的贸易总额；他只是说“和印度诸国的贸易使我们每年有大量的耗费”。那就是说除由罗马帝国输出货物的价值外，还须支出那么多的钱。我们必须这样去解释以上两段引文中的exhauriente（外流）和adimunt（收回）两字。换句话说，作者企图说明贸易入超的差额，有利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我把普林尼的估计，当做证明罗马运入中国的货品，一大部分以货品抵偿的间接证据。那么，我们要问：罗马人与中国人交换的是些什么商品呢？从大秦的物产单中可以得出答复。琉璃、氍毹、刺绣品和其他织物，以及除少数药材、香木以外，是商人在叙利亚可以携出和在沿途上购取得到的宝石。
琉璃
向中国输入如：杯、瓶、烧珠及有色玻璃之类的小容器，一定获得大利。《魏略》说大秦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色琉璃。 [100]
玻璃有称琉璃的，亦有称为玻瓈或颇黎的。从我和中国古董商人打交道之中所知道的看来，玻璃与琉璃两种物质的不同之处，似乎是：玻璃透明，琉璃则否。后者俗称为料，海关税则内有“料器”一名，就指后一种。我以为普非斯马（Pfizmaier）在他的《宝石黄金研究》（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e und des Goldes）以琉璃译为水晶（Bergkrgstall）是不幸的，而该特士（Geerts）在其《中国与日本的天然产品》（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第2卷，第471及475页，以Lapis lazuli译琉璃，而以Gemme Vitreuse Boud-dhique译玻璃，实为他的日本权威所贻误。中国人在没有了解玻璃与琉璃的真正性质以前，习惯于把它们视为宝石，和构成佛典中七宝的其他珍宝同等看待；但等到他们能够在本国制造此物，这些名词不管过去具有何种历史的或诗意的含义，实质上就是指玻璃而言。作为譬喻，类似不透明玻璃的物质也可以称为玻璃。美斯尼将军（General Mesng）告诉我，在贵州有些地方，作为灯罩用的明角片叫做玻璃；而瓷瓦有闪釉质的也称为琉璃瓦，他认为在那种意义上，它就是油璃的同义字。我以为琉璃一名的起源，应于中亚的语言寻求。道光内阁中书徐松学（星伯）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此书第一页即有作者名字：“大兴徐松学”五字，学字是作者的谦词，犹述而不作之义，说自己正在学习。夏德误认徐星伯名为徐松学。————译者）说琉璃的原名为璧琉璃或吠瑠璃。前者见于《汉书·西域传》的《罽宾国记》内，曾被误解为两种物质，即璧与琉璃，曾被释为出于梵音的璧玻璃与吠玻璃，古音或为beloli，其实并不限于梵音。在有人提出更好的论点以前，我认为就是belor或bolor，它们在若干中亚文字中，都指玻璃或水晶言。玻璃一词，可能比较晚起，但早在公元643年，《旧唐书》中已有“赤玻璃”之语（《新唐书》亦说）；这个词也许也是根源于此而来的。威廉姆斯（Williams）的注音字典拟为出于葡文Vidro一字。鉴于因葡人入中国为时较晚，两者之间实无联系可言。
北史说北魏太武年间（公元424——452年），有从印度西北边境的大月氏来的商人 [101] 能造琉璃。“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魏书》第102卷《大月氏国传》）《魏书》特别说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葛鲁贤的《中国通史》（Grosier，Description de la Chine）第2卷第464页，根据正史（料为《宋书》）说大秦王进贡了些极珍贵的五颜六色玻璃给太祖皇帝。几年后，又派去一个玻璃匠，这人懂得用石头烧制成玻璃的技术，他的秘诀得自某些以前来过，现在又来自西方的人。太祖是在正史用以称宋文帝之号（公元424——454年），当时北魏太武帝正与他争霸。在太武帝统治期间，琉璃造法已由大月氏或印度传入。魏与宋本为争雄之国，皆以传入玻璃造法为一代光荣。因此，关于玻璃制造的入华有两种传说。在中国首先帮助设场制造玻璃的究竟是叙利亚的工匠还是印度工匠，我们的确难于断定。但关于起源传说中的分歧，却正好证实了我所提出的传入年代的正确性，因为上面所提两位皇帝的统治年代正好相合，都是由公元424年开始。
在商业史上承继古代腓尼基人而精明不减于叙利亚的商人，显然曾经充分利用这种在西顿（Sidon）海岸附近从近处矿物所制成的琉璃品，毫不费事地由陆路运至伊利安那（Aelana），以船载至波斯湾，直通经过安息的陆路，以后或运至锡兰，转中国或安南的舢板前往。从流传下来的和收集在各种类书里的古代中国人对于玻璃器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在中国未知制造琉璃及玻璃之前（即公元424年），这两样东西曾被认为是最珍贵的物品。《证类本草》第3卷说“玻璃西国之宝也”。也许是重述在此以前的前人的旧话。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有千年冰化为水晶的话。 [102] 《证类本草》认为应列为玉石之类。《格致镜原》第51卷所载7世纪诗人李太白谈到美丽的杨贵妃（李白：《清平调》）说，太真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所献葡萄酒。看来对“玻璃”估价不低。如果一个现代诗人，写美人所执的酒杯就一定会限于金银玉晶。在大秦时代，在中国人生活中对珍奇玩器的爱好，还没有那种代替奢侈品的瓷器；在唐代以前，瓷器业可能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地发展。集注于奢侈生活中，仿造周代古式的笨重的铜鼎和其他祭器与所谓宝物（金、银、玉及其他宝石、象牙、珍珠、玳瑁等），包办了富人们的注意力。宝物中大部分由大秦输入，在旧有记载中也包括玻璃在内；而1108年刊行的《证类本草》，把玻璃列于“玉石部上品”；五十年后的《本草纲目》甚至把它列之于金属部。这表示一种极其珍贵的货品价值逐渐降落。颜色玻璃之小器皿，如烧珠杯瓶之属，在中国的价格极可能比在罗马高得多，这种贸易对叙利亚人特别有利可图，他们在交易中的行径，可能并不如中国记载中盛誉的那么公正。
宝石贸易的中心————叙利亚
关于叙利亚盛产一般宝石的记载，显然流行于中国，正好像在西方流传和为人所信一样。许多关于大秦的文字，都夸谈该国盛产珍异。我们知道叙利亚地理位置优越，适于成为当时所知各地出产真宝石的市场。它在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埃及、阿密尼阿、米太等主要产区间占有中心地位，自古以来具备独占琥珀、红宝石、乳光石、红玉、碧玉、琉璃、玛瑙、黄玉等类贸易的各种便利条件；而在罗马人统治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继承了腓尼基人及叙利亚人的商业盛况，就成为有关宝石制作的工业区。琼斯（Wm．Jones）在其《宝石的历史和传说》（History and Mystery of Precious Stones，1880，第346页）论及古代叙利亚时说得很恰当：“荷马（Homer）所提及的玩物及珍品，很少不附带指出，即它们是出于西顿匠人所制造或由腓尼基船所运入。”又说：“叙利亚的古庙的财宝是非常富饶的，包括象牙宝石在内。希拉波立（Hieropolis）的阿斯塔提（Astarte）庙，满是金珠和各色宝石、红缟玛瑙、风信子石、琥珀，都由埃及、亚比西尼亚、印度、米太、阿密尼亚及巴比伦等地而来。在女神像的额上有一颗红玉光彩照人。卢古鲁斯（Lucullus）由阿密尼亚载回的宝石瓶，装满一辆由骆驼拖拉的大车。”不论罗马帝国把他们的珍珠宝石，作如何的炫耀，但他们的奢侈品无疑主要是从向亚洲各省掠夺而来的。琼斯又谈到他与其说在意大利不如说在叙利亚见到的情形说：“3世纪初，罗马人的奢侈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自称为太阳祭司的怪物伊拉加巴拉斯（Elagabalus） [103] 可为一例。他的衣服奢华到了极点。他从来上衣不穿第二次；其履饰以珍珠钻石，榻亦满缀金紫宝贝。在他经过的路上撒布金银粉末。 [104] 在他的宫廷内所有器具都用黄金制成。 [105] 在挨美萨（Emesa）以这位荒淫无度的皇帝名义举行拜日仪式，其排场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以六匹纯白盛饰的马挽着一车，车上载有一块人们相信由天上落下到庙址的用珍贵宝石镶嵌着的黑石头。”（第35页）迟至中古时代，叙利亚仍享有取之不尽的宝石来源地的盛名，因为虽经罗马人的掠夺，但还有足够的留存可供十字军的予取予求，一般说十字军人在异教徒中一番冒险没有不是满载而归的。琼斯又说：“十字军掳获的宝石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据Scheidius引一位老的德国史家的说法，在他死以后，亨利王走进他的宫殿，见到用纯金制的桌椅，此外还有需用一百五十匹骡来装载的珠宝金银。”（第356页）又说：“狮王亨利于1172年往朝圣地，回时满载财宝，特别以珠玉为多。”（第339页）
这种以驼骡载宝石的传述，表明即使在此时叙利亚仍被人认为是一个极富的国家。但我对这些记载，不免有些怀疑。古代世界，是极为轻信的，其中所言的黄金很可能多只是精铜，许多宝石只是彩色的玻璃。《后汉书》中说：“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已经透露了这种怀疑的想法。普林尼（第37卷，7，［26］，98）谈到红玉时，说赝品之多，不易鉴别，且多用玻璃材料来顶充。可见玻璃的仿制品随处都有，虽然收藏家极容易发现，但在一个完全不知道制造玻璃的国家，而中国在公元424年以前正是这样的国家，这种赝品，一定会得到远超过其实际价值的善价。
因此，所谓大量在建筑的方面使用水晶，就可以有一个方便的解释。《后汉书》说：“宫室皆以水精为柱。”《晋书》说：“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旧唐书》就说：“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新唐书》又说：“水精琉璃为棁。”《格致镜原》（第20卷）所引吴时《外国传》说：“大秦皇宫以水精为瓦。”布累特奈得（《中国纪事》第3卷，第30页）说：“以水精为柱，显然是中国人夸大之词。”我不同意这个见解有好几个理由。首先，我认为布氏所根据、并且曾不幸为德经所误解的《后汉书》的原话：“宫室皆以水精为柱”，并不一定就指这些柱子都是全用水晶凿成的；儒莲亦不过译为用水精为柱之意。即用来作柱的材料，水精是其中一种。我以为这就是在柱面涂上水精的碎片，正如墙壁的表面及其他宫殿各部涂附水晶或宝石一样。水晶是叙利亚附近的产物之一，因此它在叙利亚必比在他处为常见。 [106] 最近我读到一本记载在阿雷波（Aleppo）省天然产物的书，说在黑廉区（Harim）有水晶的生产。《魏略》所列举物产中，水精占据一项，境内可能有足够的产量，可以把它们用作照上述方法用为装潢。即柱不是全用水精制造，而是在表面上一部分涂附水精。但也还有可能，此处所用的宝石与水晶，实际上只是玻璃的仿造品。中国作家常常把玻璃与水晶混为一谈。《格致镜原》（第33卷，第11页）引《博物要览》：“凡用水晶什物不可用热汤滚水注之，注之粉裂如击破者，切须记之。”而《格古要论》说：“假水晶用药烧成者。”两者所指的水晶似乎就是玻璃。
布氏所以说大秦的水晶柱是中国人行文夸大之词，理由也许由于他认为古代罗马不容有此。 [107] 用宝石装饰器物（无论真本或玻璃赝品），是古代叙利亚的特色。黑楞（Heeren）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es）（第1卷，亚洲诸国————腓尼基，第345页）说：“从用玻璃的屋宇数量不多，看来古代使用玻璃的情况一定远不及像我们之中那样普遍。由于南方诸国气候温和，东亚方面也是这样。除了帷幕的张合，不需关闭窗门。以贵重金属或石器所制为杯，多作为饮器之用。不过，这些国家在他们的宫殿中很早就采用一种奢侈的设备，即以玻璃作为房子、天花板和墙上的表层，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玻璃的主要用途。在各种名称中，常用到希腊文vaλos一字，它可能包括所有透明的物质，如水晶、各种宝石等等，因此不能确实断定它所指的究竟是玻璃本身还是别种透明的东西。”
至于中国古书所载各种宝石，究竟它们是些什么，已难一一考定。其中有些名字迄今通行，可以确定它们的性质；还有些名字现在已经不用，我们只利用如《太平御览》、《渊鉴类函》及《格致镜原》等书所收集的材料，加以考定。维也纳的普非斯马教授（Pfizmaier）曾在奥地利科学会发表数文，其中有《宝石黄金研究》（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e und des Goldes 1868）及《珠史》（Beiträge zur Yeschichte der Perlen 1868），将中国书上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译出，可惜他所译书名，即使是汉学家如非以中、德文本对照，也将难以断定他所指的原书是什么书。谁能知道，“Vermischte Erzählungen von der Mutterstadt des Westens”就是《西京杂记》，“Die Geschichte des Auflesens des Hinterlassenen”就是《拾遗记》。读者如欲知宝石问题，我敢介绍该特士先生（Mr．A．J．Geerts）的两卷《日本与中国之天然产物》“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1878年及1883年横滨版），作者把通过翻译中文和日文中关于每一种宝石的有些材料，从而把文学的观点和作为一个实际的矿物家的观点合二为一。
在各种记载不时提到的宝石中，夜光璧最能吸引中国人的想象，这在各种主要的作品中都曾提到。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实不能断定究竟有没有一种石头或哪一种石头真正能在夜间发光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另外一个问题重要，即古代世界对于这种发光的石头究竟抱些什么观感呢？中国人相信有这种异物的存在，也许不是由于中国人或在中国或国外见过此物，而是起于相信大秦存在异物的传说。相信大秦亦有此物，就插入报告中，构成一种信念。
普卢塔克（Plutarch）说小亚细亚的桑该利阿斯河（River Sangarius）生产一种叫做阿斯忒（Aster）的石，夫利基阿人（Phrygians）管它叫Ballen（王）。斯特利特（Streeter）在他的《宝石》（Precious Stones and Gemes）（1877年伦敦版，第173页）一书中把它列于“星石”（Asteria）的名目之下。这位作者说：“此石受光时，即见发出六道光芒，其形象很吸引人注视。”“这种星石，根据它们的颜色，可归入星红宝石，或星黄宝石之类。”如果这种宝石只是因为受到光的照射而发光，如所引上文所说的那样，那么普卢塔克所说的Aster，似乎只把它的名字，而没有把它的夜间发光的特质，留传给现代的星石。中文“夜光璧”指古名红玉（Carbunculus即“小石炭”）， [108] 相当于希腊文ǎvθρaξ（石炭）一词，这个词专指古代人喜爱的表示阔绰的石头之一，即柘榴石，因为它闪光发亮，故在希腊及拉丁文的名字，便夸张而成光叉。不过这种突出有光的石头似乎就是Chlorophane（德语Pyrosmaragd），能于日间吸收太阳的光线到夜间反射的一种绿玉。希罗多德（Herodotus）著作的文字，如果流传正确的话，其中曾说（第2卷，第44页）：“在腓尼基泰尔有一所祀奉赫克利斯（Herculles）的庙，中有二柱，一精金，一绿玉（σμáραγδοs），两者在夜里都发出强光。”普林尼（第8卷，5［17］，66）告诉我们关于塞浦路斯岛上赫密阿王（King Hermias）陵墓的一个神奇的故事，据说墓上有一头用大理石刻成的狮子，双目用绿玉造成，照耀四周海面，把金枪鱼都吓走了。渔人看到这种现象，因为不利于他们，就把别种没有发光特点的宝石换掉绿玉。在叙利亚，普通的绿玉自然一定能在科土斯（Koptos）城附近的石岩中找到。（参看《普林尼集》）但未见有文字证明是否及何处有闪光的绿玉。似乎可以确定的，如果不是实际的情况，至少根据民间传说（普卢塔克说在夫利基阿；希罗多德说在泰尔；普林尼说在塞浦路斯）。在沿地中海东部诸国，闪光的宝石是极通见的。
我愿把这个问题，留待于宝石珍珠的知识比我更为丰富的学者加以讨论。我相信对它们有鉴别能力而又熟悉他们在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市场的历史的人，经过博考中国的有关典籍，和就地向古玩铺进行访问，对于此题也许会大有阐发。
为了想证明中国记载中提到的出自大秦的物品，都存在于古代叙利亚，我们不必一定就假定它们都由当地所生产。大家都知道，在亚历山大城崛起之前，腓尼基商人曾独占金银的贸易。琥珀虽由波罗的海沿岸输入（如果不是由西西里Sicily） [109] ，但在世代经营这个行业的叙利亚商人库栈中所藏的数量，甚至比产区所有者还要多。所以由大秦带到中国的宝石，其中大部分可能不是本国直接出品，而是由亚历山大城的雕刻和加工工场所供应，而亚历山大城又是西方世界各地商品的集中区。
《新唐书》说：“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此珊瑚洲就是红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魏略》说：“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皆明指红海。《文献通考》说：“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渊鉴类函》引《后魏书》之文亦类似《新唐书》的记载。公海上中国八百里约相当于二百六十浬。 [110] 如果由伊利安那的海口起算，将使我们抵达科瑟（Koseir）或古代拉科斯（Leukos）附近。古代最美的珊瑚确出于地中海，但红海的产品也是不弱，虽然它们的颜色不同。普林尼之书（第32卷，2［11］，21）也谈到珊瑚。（“gignitur et in Rubro quidem mari，sed nigrius，item in Persico-vocatur lace-laudatissimum in Gallico sinu Circa Stoechadas insulas et in Siculo circa Aeolias ac Drepana”）在引用一位现代的权威克灵辛格（Klunzinger） [111] 时称科瑟附近出产珊瑚。他说：“沿红海北岸的地方，跟海岸平行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珊瑚礁，有些珊瑚是坚实的，有些珊瑚是泡沫性的（即多孔的）；还有海边生长的树。”
红海亦出珍珠，如《魏略》所说，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苏合金（Suakim）、马骚阿（Massowa）、哲达（Djeddah）及荷得达（Hodeida）各地，珍珠是重要的贸易品；前面谈珊瑚时提到的科瑟，据说也是真珠市场。 [112] 但我前面关于宝石的话，也可以适用这些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本身价值的商品，即所称出于大秦的珍异，并不一定就须断为大秦的产品，我们只要知道市场由大秦商人所支配就行了。
纺织品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想追溯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首先必须将中国古代典籍上所载常与大秦或犁靬相提并论的另一国家的方位确定，才易于用力。司马迁《大宛传》（《史记》第126卷《大宛列传》第63）谓“犁靬条支去安息西数千里”。此必为约在公元前120年首次前往西域的探险家张骞所携回的报道，我们不妨可以断言，中国人在此以前还不知道有旧名黎轩或犁靬的大秦。即使到了此时，中国人或者仅知犁靬为极西的国名，很可能某种物产由该地通过居间各国，尤其是由安息国人运入中国，来交换犁靬商人欲购的大量丝绢。中国人可能知道这两国的重要，要不然，两百年后，班超为什么更派遣甘英去探险呢？当时中国人甚至对于两国彼此的距离也所知不多。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昧无见闻，以至在甘英未发现之前，竟至于相信犁靬，即大秦，为较近，而条支反为较远的国家（略见《魏略》）。
公元1世纪之末，《汉书》作者班固之弟班超，出使西域，显然抱着和平的宗旨。 [1] 他到达安息的边境，他的部下甘英由东而西，穿越安息，抵达条支，沮于人言，没有从海道以达大秦（据《后汉书》）。我们从《后汉书》的同一段文字中，可见条支临海，船舶可由此驶往大秦，它位于安息的西界。故欲求条支的位置，须先解决安息国的所在。
安息即帕提亚————关于安息的早期记载
《汉书》第96卷《西域传》第66上中关于安息的一段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 [2] 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安息东则大月氏。”
上面的记载乃西汉的记录事迹，属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那个时期，最符合所述一切的国家，便是帕提亚国（Parthian Kingdom） [3] 。它的领土延至嫣水；安息人是中央及西部亚细亚之间通商的媒介。他们有些铸币，正面为王面，反面为妇人面。 [4] 他们亦如其他西亚各民族，采取横行书法，但罗灵逊（Rawlinson）说其地古代通用亚麻布为书写材料，到普林尼（Pliny）时代前不久，又通用草纸（Papyrus）。 [5] 虽不言用革，但并不妨碍“旁行为书记”的说法。我素不大主张专以语言学为立论根据，除非确有其他事实以为佐证，但番兜（Pán-tan＝Parthuva）和安息（An-hsi＝Arsak）二名，从语言学来说，确是指Parthia（详见第16页注［1］）。
关于安息的后期记载
《后汉书》中关于安息的记述，与同时期内普林尼所述的Parthia，是很相合的。在此时期内，这个国家的国土大有扩张，疆界更向西扩展，首都仍在为希腊作家所称的赫卡托普洛斯（Hekatompylos）。这个名字（意即“百门之城”）并非安息（Parthia）的原名，而是一个希腊语，用以表示该城的中央位置，通过许多城门，被认为是全国所有陆路的终点。Parthia（安息）原名并未流传于西籍中，但我们可以可靠地接受中国史书中所提供的线索，因为希腊罗马人笔下的帝国首都Hekatompylos（赫卡托普洛斯）无疑是指《汉书》中所提到的番兜（Pán-ton，Parthuva？）和《后汉书》中所提到的和椟城（Hatu）（Wodok？） [6] 相合。
赫卡托普洛斯————木鹿城即安都马基埃那
《后汉书·西域传》说明：“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Parthia Minor），去洛阳二万里。”其京城“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据此，和椟城与木鹿城二者的距离必为五千里。我认为中国记载中的里数（在所记的国家中，兼用希腊人测量距离的方式和波斯人的度量方法［Stadia，schoeni，Parasange］），是与西方人旅行记中视距里标准（Stadium）相合的，理由我将在后面说明。在普林尼、斯特累培（Strabo）及其他权威学者著作中所保存的关于首都和东部边境的材料里，有许多疑难的问题，将可因此而得解决，和椟城与木鹿城所在的位置，便是其中之一。 [7] Parthia的东部，位于通往中国之路，称为马基埃那（Margiana）；它的首邑就是安都（Antiochia），其大夏的旧名，波斯经典Zend——Avsta（火祆教经）称为Mouru，即中古时代之Merw [8] 。Mouru一名与中国人所称之Mu-lu（木鹿），不能轻轻放过认为偶然的巧合；因为由此向西越过赫开尼阿群山（Hyrcanian hills），约五千视距里，正好抵达可能就是首都赫卡托普洛斯的附近。 [9]
条支即卡尔提阿
我们读汉代记载，可以推断知道条支首先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由《魏略》中可以见到 [10] ，甚至比安息更强，我认为这是指安息尚局处于东方故地的时期而言的。到公元1至2世纪，安息的疆界已推到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西面。我们无须援引古代地理的古典材料，就可以表明它的西界沿幼发拉底河上游由萨摩萨塔（Samosata）而下抵巴比伦境。至此折向西，直向叙利亚沙漠，包括卡尔提阿湖（Chaldean Lake）及巴雷科帕斯运河（Pallacopas Canal）外，已经耕垦的地段，又借一可航的海峡 [11] ，把一个富庶之区和波斯湾的海岸相连贯起来。下面列举的各项理由，使我证出这个区域，即巴比伦或卡尔提阿（Babylonia或Chaldaea）即是中国史书上的条支。
犁靬条支可能为塞琉西帝国
它与安息的政治关系，与中国记载中所述条支与安息之间的关系相符合。《汉书》的断限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 [12] ，乃在书中第一次提及此国；《史记》一书的地理部分，也包括同一年代。在这一个时期内，巴比伦在塞琉西（Seleucid）统治之下，已成为叙利亚的一个省，落于安息统治者之手。（约公元前140年）《汉书》曾明白指出这个事实。在后汉时代，它继续为安息西陲之一州（《后汉书·西域传》谓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自图拉真（Trajan）时，罗马帝国连续把它的疆界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亦名达遏水）岸，因此在《魏略》中可以见到把条支（或三国时代所称的于罗）称为大秦（罗马东境）的属国。据旧说，条支未被并吞之前，强盛过于安息（Parthia），也许是指由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统治到被波斯人征服时止的巴比伦帝国时期，或者指与叙利亚合归于塞琉西帝国时（公元前2世纪）的一段时期，而《汉书》或《史记》所用的联名称呼“犁靬条支”（即叙利亚及巴比伦），也许就指后面一个时期而言。
西海
卡尔提阿（Chaldaea）是Parthia（安息）帝国中唯一兼具中国关于条支的记载中所提两个条件的区域，即同时位于安息极西边界，又处于“西海”的海岸。的确里海和印度洋都可以叫做西海， [13] 但里海却不能指为条支所在的西海。因为在班超时，安息的西界远拓至里海之外，在里海航行不可能会推远到四万里的距离，甚至也不会有一万里的距离（参看《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内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而渡海所需时间亦不必二月、三月及至于三岁之久。（参看《后汉书·西域传》云：“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晋书·列传》第67云：“客商往来皆赍三岁粮。”）在公元97年，当然谈不上地中海的问题。所以从安息西界港口出发的按照上面所述距离航程的航行，只适用于一个海，即波斯湾。
卡尔提阿湖中半岛上的条支城
据《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条支国城在山上……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这个叙述，从各方面看来都和卡尔提阿湖（Chaldean Lake）中的半岛符合。下面所附周围地区的草图，是我自基柏特的《鄂图曼帝国辖下亚洲各省之新地图》（Kiepert's Nouvelle Carte Generale des Provinces Asiatiques de l'Empire Ottoman）（柏林，1884年）中抄录的，其中包括不列颠海军司令官塞尔比（Selby）及彪社（Bewsher）与科林武德（Collingwood）二上尉的测量结果。 [14] 试一览该草图，就可以看出表示卡尔提阿湖中的半岛，直到今日都是为“海水曲环”，其入口处尽为各面之湖沼泽地运河所截断，只有西北方有一陆路通往塞琉西阿（Seleucia）及斯宾（Ktasiphon）。通西北隅的陆道迄今尚存。据基柏特说，此道使位于极近古于罗（Hira）废址附近的今日的笯健夫城Nedief（即内惹德。————译者），经克伯拉（Kerbela）而与报达（Bagdad）相接。我虽然怀疑古书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此湖当时的形状及其与幼发拉底或直接与波斯湾的关系，是否会有很多的帮助，但可以设想，这个湖的面积在古时必定要比它现有的形状要大。 [15]
于罗国
我选卡尔提阿湖中的半岛定为可能是条支城的所在地，主要是根据下面的概念出发的：卡尔提阿显然是唯一符合中国史上的描述的地方，它作为波斯湾内航行的终点，它的港口过去必为由中亚取道斯宾而来的旅客登陆的最便利地方：从于罗（Hira）至波斯湾岸的河道航程，即使在今天，也比从斯宾到底格里斯河（达遏水）河口的河道航程要短六百“视距里”左右；如果正像斯特累培（Strabo）所断 [16] ，幼发拉底河有另外一个河口，或者，巴雷科柏斯运河（Pallacopas Canal）可以作为卡尔提阿湖而直抵波斯湾的捷径，那么在湖旁港口之一启程出发的优点，就更为明显了。因此，我以为此地很可能就是甘英闻海程之艰远而折回的地方（参看《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及《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即位于今日笯健夫湖附近地方的条支城。城名不见于甘英之役的有关记载；但很可能早在约2世纪汉末于罗国（Hira）和主要城市于罗城建立以前，在这个半岛上已存在着一个富庶的城市。 [17] 我以为中国人是知道于罗（Hira）之名的。于罗城及其国早年的殷富，足以使它为《后汉书》所见录，因此我们看到在《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叙述由安息京城西行至往大秦之港口的路程中，提到于罗的名字 [18] 。于罗所占之地址显然即是甘英临大海欲渡的港口“条支城”的所在，或至少亦与条支城相类。此地在安息的极西界，“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它既属于条支，那么在汉代自然也就是安息的一个属地；不过由于此城在短期内曾受过罗马统治，所以在魏代，于罗曾被称为大秦之属国（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当时，罗马的边境保持在于罗和斯罗（Seleucia，即塞琉西阿。————译者）之间；“从于罗东北又渡河（幼发拉底河），斯罗东北又渡河（达遏水，即底格里斯河），斯罗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最后，由Ktasiphon（此名我以为即斯宾国，见《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又《三国志》第30卷所引《魏略》）至于罗的距离，据《后汉书》所述，凡九百六十里或“视距里”，假如从陆路测量，取道今日的克伯拉（Kerbela），就几乎与最可信赖的古代作者所说该路的长度相当。
在初看好像可以符合中国人记载状况的各个地点之中，我所以偏向于以卡尔提阿半岛为条支和于罗城的所在地，理由就是如此。以前所有关于条支的考证，不管其立说如何巧妙，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能兼顾到问题的各方面的。研究这个题目的方法，不应限于两国本身所表现的一二相同之点，我无须多说；但是除了详尽追溯主要特点以外，中国人的记载中没有和我假设相抵触的说法。关于条支的各种说法 [19] 为什么不能成立，其理由我不打算去加说明。如果我本文的考证是错误的，那么，揭发他人的逻辑上的短处，并不能使我的考证因而显得光彩些；如果我的考证是正确的，就不需搜集反面的证据来作为支持。斐希特（Fichte）说过：“以诚求真，斯得其益，毋逞意气。” [20] 所以，后面不采取论辩的观点，而是任由读者对不同的文献，加以挑选得出自己的见解。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卡尔提阿的路线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甘英欲渡的海港的路线，在《后汉书》中可以明白推见。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段，可能一部分与亚历山大经由密提阿（Media）的行军路线相符（公元前330年）。据《后汉书·西域传》第78云：“自安息（＝Hekatompylos）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 [21] ，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Parthia）西界极矣。自此南乘乃通大秦。”我以为阿蛮即阿巴塔那城（Acbatana＝Assyrian Akmatan，即今之Hamadan），乃为赫卡托普洛斯以西一路上的一个人口中心区。所记载路程，可说不比中国典籍所述更为正确了，它说有陆路直通平原，可以相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今日的达干（Damghan，可能即是赫卡托普洛斯故址）与地址所在没有疑义的阿巴塔之间的路程恰好是三千四百“视距里”左右。
阿蛮与斯宾
沿大路继续向西前进，必须通过由西北至东南的群山地带，因此使直线行程发生重要的障碍；这条大路，可能须经相当迂回，不时翻山越岭，最后抵达离底格里斯河岸不太远的平原。因此我们发现由阿蛮（Acbatana）至斯宾（Ktesiphon）的较短的路程而距离却有三千六百“视距里”之长，实不足异。我考定斯宾Ktesiphon为安息京城之一。斯宾Ssǔ-pin二字，广州人读为Si-pan，古音可能与之相近。Si-pan或Ssǔ-pin虽然不能一望而知即为Ktesiphon，但凡熟悉中国人仿效外国人发音的，除了有一些删削外，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对音。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及安谷
在斯宾必须渡过底格里斯河，然后循西南之路而达于罗，距离为九百六十视距里。我考定于罗位于卡尔提阿湖半岛之上，其理由已见上文。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由斯宾乘舟直下底格里斯河，其路程要比取道于罗的路线远。不过，也许有一个时候，人们利用连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最大运河，Schatt-el-Amâra，即今日的沙特埃阿姆卢作为通行道，或者乘舟，或者沿河边的陆道步行（这是在现代中国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特色，也许同样通行于西方的国家）。这样就为不愿去于罗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在这条运河与幼发拉底河接口处相近的地方有一大镇，即安谷Uruku城（希伯来文作Erek，希腊文作?opxo?η，即今之Warka） [22] ，我以为也许就是安息的第二港口，来往大秦的客人惯于在此启程。它似乎很符合《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中所指的安谷城。从语音学言，安谷可拼成Ar-ku（详见本书第16页注［1］）。我必须承认这种考证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它主要根据语言学上的论据，也是一种最能引起错误的论据。我曾与金斯迈尔先生（Mr．Kingsmill）谈过，他即想到Charax Spasinu城，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希腊文XAPAK [23] 的第一音节即是中文安字（An，Ngan）的对音，他的意见值得再加考虑。尤待解决之问题是：凡前往叙利亚的人，既可遵海而南（经由波斯湾入海），或可向西行（陆行经叙利亚沙漠），又可向北行（经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至安都Antioch），应从何港出发？我从《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一史料看来，此地就是安谷。还应该考虑的，注中既说安谷为安息的一城，其位置一定接近罗马边界，因为文中说大秦有一属国，最与安谷城相近（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的史料）。
大秦的海港
条支（于罗及安谷）无论在于何处，所可断言的，它必有一通航的港口。由中国陆行而来，取道安息（Hekatompylos）、阿蛮（Acbatana）及斯宾（Ktesiphon）至此港，由此海行，“风利二月到”（《魏略》），“或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后汉书》），即抵达大秦的某一海港。《后汉书·西域传》关于条支的记载，在我看来与此说法并无抵触 [24] 。
那么，大秦的海港又是什么地方？《后汉书》又云：“从安息（Parthia）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由波斯湾头起程，依上述的路程，使我们环绕阿拉伯半岛（Arabian Peninsular），然后再北行入于红海（Red Sea）。红海沿岸有从事东方贸易的港口，也许都可以称为大秦的港口。自昔有路线由柏累奈西（Berenice）（或为极南之地）至尼罗河岸的科土斯（Koptos），别有一较短路线，则由苗司霍尔姆司（Myos Hormos）至同一之河港，至此再以骆驼运货结队陆行，在科土斯把货物运上河船，直下尼罗河而至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25] 这也许是印度与罗马间大部分贸易常用的商路。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不同于印度之处，就是中国的商货主要是丝绢，在投入罗马市场以前，必须在泰尔（Tyre）或西顿（Sidon）染色，大都染成紫色，或在倍罗脱（Berytus）或泰尔纺织（再织？） [26] 。另有一条路线由红海至腓尼基海岸的工业市镇，但不经埃及，而通过纳巴提安人（Nabataeans）的地区。 [27] 中国货物上陆的主要大秦港口，必在今日的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h）头，即古代的Sinus Aelaniticus。大秦时代（指公元前140年至约公元6世纪），古代腓尼基的光荣诚然确已成为过去，但腓尼基城市工业以及有赖于这些工业的商业关系，一直维持公元纪年后数百年之久。像叙利亚那样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任何时候在东方与罗马贸易中必然占有较为优势的地位，而与其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并行不悖。叙利亚在红海中的海港，正在构成西奈半岛（Peninsular of Sinai）的两个海湾的东海湾头。与此邻近，有两个海港，即今日阿卡巴附近的伊拉斯港（Poft of ÊElath），亦即罗马人的阿那（Aila）或伊利安那（Aelana）和埃西安直柏港（Eceongeber），都曾被称为远古腓尼基贸易的通道。所罗门王遣水师直下阿斐（Ophir），即由这些海港出发，前一港口阿那，在罗马人统治时，是一个重要的军站。自公元纪元后几百年中，有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常驻此地。
庇特拉或犁靬
距离此港之北仅约六十里，有城名为庇特拉（Petra），此为希腊人征服者，据阿拉密阿（Aramaean）人原名Sela（意云石）的译名 [28] ，罗马人又沿希腊人的旧称，称为阿拉伯的庇特拉（Arabia Petraea）。但此城的本名并非庇特拉，而是犁靬Rekem或Rekam。 [29] 在公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内，庇特拉或犁靬是一个贸易中心区，印度（中国当在其列）货品云集其地，世界商人为了贸易往来，都集聚于此。自此城沦于回教帝国后，自那时起至19世纪初，几乎已经全被人所遗忘。1811年，博哈德（Burckhardt） [30] 发现这一个被遗忘的故址时，在这一片一度布满豪华建筑物的具有浪漫意味的谷地上，只剩下一所破败的大厦和一座茕茕孤立的石柱。 [31] “过去在罗马扶植之下，庇特拉及其属地逐渐富庶，至于令人难信的程度。虽在荒漠之中无人理会，数百年来已被遗忘，但此山城的堂皇故址和它雕刻的文石，似乎还可证明昔日市场熙来攘往的盛况，商人的阔绰和预言破灭的确实不误。”普林尼及斯特累培都曾描写该城的显明的特色。苦行派哲学家阿腾诺多拉（Athenodaras）曾游其地，归向友人斯特累培赞叹称述此城在当地国王统治之下的政绩，和罗马人及其他外国居民所享受的安全。这种繁荣，无须说得完全依靠商队的贸易，货物由商队运至此地，由南方商人转到北方商人手上。以此之故，西古拉斯（Diodorus Siculus）认为那巴提安人优于其他培杜因（Bedouin）各部族。他说：“他们商业上的经营，是造成他们更大繁荣的主要原因。许多部族都追随把由Arabia Felix（乐土阿拉伯）的转运者交给他们的乳香、没药，及其他贵重的香料运往地中海，参加贸易的活动。 [32] 斯特累培亦说阿拉伯湾的商品，通常由红海的拉克科摩（Leuke Kome）运至庇特拉；复由庇特拉运至地中海一镇名阿尔阿利斯Rhinokolura（AlArish），又由此运往各港。 [33] 普林尼注意到由庇特拉出发，有两条途径。 [34] 黑楞（Heeren）加以伸述：“从普林尼的话看来（Pliny第6卷，28［32］，144），有一点至少可以决定，即庇特拉有两条商路，其一向左，直诣迦萨（Gaza）和叙利亚海岸；其一向右，直指巴尔迈拉（Palmyra）。” [35] 巴尔迈拉一道供应叙利亚之东，即罗马人统治下的阿拉伯庇特拉的首都菩斯托拉城（Bostra），指今日的巴士拉（Basrah），就位于此地，它是东方贸易的另一个中心地。迦萨一道连接阿拉伯湾与叙利亚之西，或红海与地中海。《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所言看起来几乎就是指这些说的路线：“其海旁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文中之“东西”，也许就是普林尼所说的两途（bivium），在庇特拉或伊利安那（Aelana）合而为一，而与渤海（海湾）相望。 [36] 《魏书》又说：“居两海之间。”即指一面红海，一面地中海。杜环《经行记》（马端临所引的）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清楚：“西枕西海，南枕南海。” [37] 虽则在这里，必须了解“西”、“南”二词，是从大秦或叙利亚的观点出发的。除此以外，像我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西海一词可以适用于印度洋及其属海（波斯湾及红海）及里海。海西，即海之西股，适用于红海，正如海东（即海之东股）适用于波斯湾。故海西国即指红海国家（散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等资料），而由条支至大秦的船舶，必须经过海西（《三国志》注《魏略》）。另一方面，“海东诸国”即言海之东股的诸国，即位于波斯湾的国家（参看《魏略》及《文献通考》）。至于海北诸国（即海以北的国家），我由《后汉书·西域传》“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一语（按《魏略》云：“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知道到海北诸国者须由安都（Antioch）西北的桥渡海，即在修马（Zeugma）横跨幼发拉底河的桥。又据《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和“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二语，指断为所指不是美索不达美亚就是叙利亚的北部。
甘英奉使的失败
由条支至大秦，即由幼发拉底河口或附近任何一港（Babylon，Velogesia，Hira，Orchoë，Charax Spasinu？）至庇特拉或犁靬之海港伊利安那（Aelana），其海道的距离据记述为一万里。（《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说：“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又《文献通考》第339卷说：“从条支西渡海曲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万余里。”）《魏书》中称距离有四万余里，根据《魏书》编写的《北史》把这个数字改正为一万里。这个较大的数字（四万里）极合于以视距里为长度的海程距离。由于历来记载相传似乎都主一万里之说，我们在解释一万里之时，必须了解为它正如拉丁文Sexcenti一字，表示数字非常之大的意思。我认为安息（Parthia）边界的船人，习染有古代腓尼基商人的精神，即不愿帮助外人收集情报，以防止可能造成商业上的竞争，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商业。 [38] 他们也许是叙利亚船主的雇员，由安息运中国货物至叙利亚以应罗马市场，再由叙利亚回航安息。 [39] 如果让一位汉使向西前进，他就可以在闲谈之中谈起中国国内的丝价，并获知叙利亚的玻璃饰品及珍物的真实价格，泄露他们雇主发财的秘密，这是完全有损他们的利益的。（按《后汉书·西域传》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亦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普林尼亦有类似的说法。 [40] ）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告诉甘英说：“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甘英生长于西北，习于陆行，对海行还是初出道，正好受狡诈的船员的欺蒙。《晋书》带有诙谐语调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英不能渡”。也许就在这时，船人提供了只有对这位历经中亚的英雄来说才算新闻的报告：“（往大秦）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后汉书》又谓：“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 [41] 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后汉书·西域传》提出最后一段消息，我事后想起来我认为是用来解释航行费用之巨的。这一点和说得非常斩截的海上恐怖的情况，对甘英的心理也许曾起到了同样强烈的影响。
古代航行的速率
由幼发拉底河河口或于罗河河口航行至伊利安那（Aelana）所需最短时间，根据《魏略》则为两月。我们如果假设由于罗至伊利安那的航程为三千六百浬，那么3世纪，即《魏略》所代表的时代，航行速率平均为每日行六十浬；据《后汉书》所记，谓甘英时（公元97年），航行三月得渡，平均为每日行四十浬；而船人告甘英谓亦有二岁的，每天航行的数字就更小了。但我们不可以所知古代地中海航行的速率与上述的平均速率比较。佛利德伦特（Friedlaender）在其初版的名著《罗马知识》（Sittengeschichte Rom's第2卷，1864，第15页）中计算地中海航行的平均每天浬数，如遇顺风，为一千“视距里”，即约八十浬，而培舍尔（Peschel）搜集古代航海家的最高速率纪录，表示其最高速率为每小时八浬。（Gesch．d．Erdk，ed．Ruge，1877，第20页）佛利德伦特在他著作第三版（1874年）第2卷中，更由古代典籍寻出很多实例，得出更高的速率，即二十四小时内航行一百至一百八十浬。这样看来，即使甘英所闻的最高速率比这个数字也远远落后。但我仍然相信中国记载的真实性：首先，在这些陌生的海洋里航行，即不能与航行于亚历山大城及罗马之间相提并论。特别是波斯湾，自海客看来，一定视为畏途，通过卡尔提阿通河或河道时，或者要费比平常航道更多的时间；最后，我们知道挨利特累阿海（即红海Erythraean Sea）的支港有许多港口，船舶在此停留，因停留而延搁的时间，似乎自然应该告诉甘英的船人所称的航行全程之内，而且这些船人只有过于夸张的嫌疑，不会故意低估航行的艰阻的。每年约在夏至时，借季候风之助，由苗司霍尔姆司港（Myos Hormos）驶往马拉巴（Malabar）或锡兰的船一百二十五艘组成的船队，横渡印度洋，需时四十日。 [42] 全程四十日，根据普林尼的书， [43] 相当于巴布厄尔曼得（Babel-Mandeb）的俄西内斯（Ocelis）及马拉巴海岸的莫齐利斯（Muziris）的距离，即约两千浬的航程。可见在印度洋航行的平均速率一定约为每日五十浬，这正好可以证明甘英报告的确实性。 [44]
古籍中的犁靬
我们由中国古史中所提供的线索，可以断定这条路线（即经由中亚、赫卡托普洛斯、阿蛮、斯宾、于罗、幼发拉底河口、波斯湾、印度洋、红海、伊利安那及庇特拉，从此又分二途：一沿腓尼基岸而入于迦萨；一入于菩斯特拉［Bostra］、大马士革［Damascus］各地），为中国与叙利亚贸易的主要通道，而叙利亚自商业关系开始起至公元166年止始终是远西贸易的代表。我们从《后汉书》和《魏略》中知道大秦、犁鞬实为同一国家，并且很明白犁靬是较古的名字。此名最初见于《史记》（第123卷），谓张骞还时，安息王遣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或为驼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 [45] 犁靬二字之对音或译音，言者不一。爱德金氏（Edkins）以为即“Regmim”及“Hel-lenikon”（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18卷）；泰托氏（Taintor）则以为“Legiones”（中日史地札记Notes and Oueries，第4卷）；波提埃（Pauthier）则以为即“Lycia”（参看布氏之札记卷4），亦有以为即希腊字βασcλlxηv（皇城；见札记卷4）；以及其他字源的假定不一。关于这些以及所有名字的考证，我愿这样说，大多数讨论这个题目的作者，仅仅根据语音的相同，似乎不免有些轻率。一个地方的名字，应该是留在最后考虑的一事。在我们根据地方的特色把地点参定以后，如果字源上和汉名相符，这样提供的格外的证据，我们当然欢迎这种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可在考证基本的事实以前，便一跃而前，提出语音的结论。我们已经知道，通往大秦的最早的商路很有可能要属于大秦的伊利安那，即东部的大埠庇特拉或Rekem。我们可以推断Rekem是一个与条支港（Vologesia，Hira，Orchoe？）直接通航的城，中国的旅行家（如张骞或班超及甘英）通过安息的提供消息的人，一定首先知道它是华丝的市场。一位中国的管货人在于罗问船人说：“你的船把我们的丝驶往何处？”他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运往Rekem。”凡船舶载东方之货物往腓尼基的工业镇市，都以Rekem为卸货的转运所，正如柏累奈西（Berenice）及苗司霍尔姆司港（Myos Hormos）或科土斯（Koptos）之可视为亚历山大城市场的收货站一样。它是条支的第二站，从东方人看来，就是大秦或叙利亚的入口。至此，我有理由也许可以提出Rekem即《史记》及《汉书》的犁靬的说法，不独在语音上凡是熟悉汉译外国名字的人会承认是可以信服的，而且也是建立在有事实为根据的推论之上。
犁靬条支的关系
当犁靬的名字用于中国商业所及的极西国家的时候，即约公元前120年接着张骞远使以后，以庇特拉或犁靬为首都的那巴提安人的王国在西亚处于强大的地位。蒙森（Mommsen）在它的《罗马史》第7版第3卷中论庞培（Pompeius）时代时，甚至谓“那巴提安人在塞琉西朝帝国中以及在犹太人及培杜因人中是真正的主人。”中国在公元前的载籍，屡次以条支及犁靬二国并论，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人们相信它们是相邻的国家。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条支可能占有古代巴比伦的领土，即卡尔提阿湖的四周，其他作为海上航行的终点，即被人认为是西海的一部。因此在卡尔提阿人和那巴提安人之间，换句话说，即在条支与犁靬之间，存在有密切的政治及商务的关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这两个民族，虽一方面有叙利亚沙漠，另一方面有印度洋及其二湾将他们互相隔离，但在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关系。蒙森又论及那巴提安人说：“这个卓越的民族，曾常常被人把他们和他们东邻的游牧阿拉伯人相混；但他们近于阿拉密阿人（Aramaean），过于伊斯马利人（Ismaëlitës）的本宗。”这种阿拉密阿人，西方人称他们为叙利亚族，必然在很早时期就已从他们在巴比伦附近最老的居留地派遣移居的团体到阿拉伯湾北岸，其目的可能在于贸易。他们就是苏伊士湾（Gulf of Suez）及阿那（Aila）之间的西奈（Sinai）半岛上和在庇特拉（Wadi-Musa）附近的那巴提安人。从地中海来的货品就在他们的港口与印度的物产交换。由迦萨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及波斯湾的南方的队商大路，就经过那巴提安人的首都庇特拉，该地石制的宫室陵墓，一直到现在保留着他们的雄伟壮观。对巴提安的文明，是比几乎已被遗忘了的历史传述更好的佐证。
华丝的贸易通路
由波斯湾至犁靬的海道，从我们所能收集的材料看来，在公元162至165年间罗马皇帝安托奈那斯（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时，到加西阿（Avidius Cassius）发动的安息战争（Parthian War）止，是经营丝绢贸易的主要大道；东方商品无须在腓尼基加染、绣或重织的，大部分或运往亚历山大港，以销行于罗马帝国。战争以165年罗马人攻下塞琉西（斯罗）及斯宾而结束，战事就告结束，就有大秦的使团从海道来远东，在166年10月到中国宫廷，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 [46] 直至此时为止，我们从《后汉书》、《魏略》及其他记载中知道安息人垄断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贸易。从此，我们可以测度而知，当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两岸发生战争，而由中东通往位于或邻近波斯湾船港的大道的斯罗及斯宾两城连同它们的仓库被攻占或焚毁之时，这种商业上的严重形势，在安提阿、泰尔、西顿或庇特拉各地的叙利亚商人之间定必引起不少焦虑；从前以安息友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友人，至少是商业上的友人）为媒介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今已由他们本国政府的军队（即罗马人）切断了；他们习惯期待的大宗丝货久久不来，而本地织染的布匹、玻璃饰品、人造宝石亦不能达到中国的目的地。 [47] 在这种情形之下，派遣一个商务使团，经由印度洋及中国海，直接与中国人建立关系，岂非很自然的事么？中国记载中称派遣使节的人为大秦王安敦，而当时罗马皇帝为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那么把两者视为一人诚然是不错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罗马皇帝和叙利亚丝绢商人对中国抱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把究竟谁得实惠的问题，应用于向一个和西方只能有商业关系的远洲派遣使节一事，那么我们不由得不问：在罗马政府正在竭力安定边陲之时，真有政治的理由要取得中国皇帝的友谊么？而叙利亚商人自安息战役后，顿失其十倍百倍的赢利，这种商业的利益，是不是找寻新关系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呢？我根据这个及其他理由，相信公元166年的使团并非国家使团，而是私人的探访。 [48] 习于和印度及锡兰贸易的商人们，现在又进一步到达安南。他们可能原来既无文信证件，也没有进呈汉帝的礼物和贡品；但任何有希腊或拉丁文字的纸片都可以充作信物或国书，而所谓贡物，从其物品的内容可以推断，是在安南购置的，也许就是在到了安南以后，才决定冒称皇家使者，以图获得贸易的特权。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说，其贡物不过象牙、犀角、瑇瑁，都是安南的产物，甚至连《后汉书》的撰者，心里一定也有点怀疑，所以说“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49] 这批假公使，不失真正生意人的本色，早已将由大秦带来的珍品善价售出。 [50] 而在出售所得中拿出一部分就地在安南购买一些东西作为呈献中国皇帝的礼物。《后汉书》中所记，特别是其中对华贸易的几句话，很可能是记载大秦使者的日录。我相信他们把罗马的铸币带到中国，加以解释，所以史官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之语。他们或者暗示他们的来意，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吾人质直，市无二价”等等。他们甚至谓“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以图使中国人仿行加以优待。他们也许进一步说，“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与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所有这些读起来比代表安都或亚历山大城富有的商会的商人的谈吐更像安托奈那斯皇帝所颁发的国书；而且我们从古典作家论及赛拉斯（Seres，丝国）的各种记载中，也可以得出结论：安托奈那斯皇帝对长安的中国皇帝不感兴趣，正如中国皇帝对他不感兴趣一样。罗马皇帝经过与安息人作战中的种种困难以后，不可能梦想再引兵深入那样的远方；而且中国在桓帝时，要保障西界已经很勉强，更不必说对付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匈奴了。在这种情形下，和中国结盟，对罗马的利益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通云南的路线
《后汉书》中没有提到在此以后，直接的海道是否用为主要的商业路线；但从字句中间看来，似乎是如此。然书中说：“至桓帝延熹九年……始乃一通焉。”据我忖度，那时华货以舶运载，由安南至锡兰，古代的塔普罗巴尼（Taprobane），或马拉巴（Malabar）沿岸，再由此地转运至红海。 [51]
在前魏代，即约在公元3到6世纪间，又经常采用另外一条路线，特别是用于输入大秦货品的。《魏书》有云：“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文献通考》亦引之）《魏略》又云：“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按此二区在今之云南）故永昌出异物（大秦者）。”此处所言的路线，引导我们到白古（摆古）海岸的一个港口，有从那里两条河之一————萨伦河（沙尔温江）或伊拉瓦底江，成为和云南境内重要的通道，顺沿后者（亦名大江）河床而前的这一条东南路线，近20年来，曾著名为重要行旅的地点，在那个时候，因为它把中国相当宽广的和孟加拉湾的各港连接了起来，曾有过一番商业来往的盛况，犹可想见。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大秦的乐人及幻人取道入于掸国，当时掸国必在永昌郡附近（马可波罗的Vochang）。这位曾于公元98年受和帝金印紫绶之赐的掸国国王，又以入境的叙利亚伎人献于汉帝。公元121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他们曾当众表演过。 [52]
中国的旅行家也许从来没有越安息，横大海，以入于大秦走遍全程的；但中国人一定知道他们的商品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明《宋书》第97卷《列传》第57所说：“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
汉人已知的尼罗河路线
我们由《魏略》一书，可以断定魏代（公元3世纪）中国作者已知埃及沿岸各海港的贸易情形。这个时代的大秦必然包括埃及。《魏略》云：“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我前面已经指出，海西即指红海；此处所言之河，我相信即尼罗河；“又有大海”，就是地中海。《魏略》又云：“海西有迟散城。”迟散二字的古音，可以推断为Disan。 [53] 我敢说这是中国人对尼罗河支流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ea）的读法。《魏略》更云：“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从国下”一语，可能中国的作者依照一位进入红海的旅行家的观点，指尚未到其国。他一定是向北直驶，才到达苗司霍尔姆司（Myos Hormos），本地之人或称为乌丹。 [54] 在此地的西南，有商路于科土斯（Koptos）附近与尼罗河相接，据中国史家说，“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也许是指科普托斯的面积而言的一种夸张之说。称“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的一大段文字，似述取道埃及（苗司霍尔姆司、科普托斯、亚历山大城）而至叙利亚之路（安都、泰尔或另一腓尼基城）。其谓“凡有大都三”，或指埃及（即指迟散城之国）之分为三大部［三角洲（Delta），黑普提隆米斯（Heptanomis），西培伊斯（Thebais）］。《魏略》更谓“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据我现在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它是记述由亚历山大城至大秦京都安都的路程。乌迟散三字Wu-Chih-San的古音可读为Odisan，乌Wu或O是附加部分，可略去而读为Chih-San，我认为这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的音转。由此城至濒海的安都（据说奥伦梯河Orontes在古代可以通航远至安都Antioch），全程约四百浬。以每日行七十浬之速率，需时约六日。 [55] 一日渡河，然后六日航海，也许是由于选取了通往加诺帕斯（Canobus）城或郊外的Ostium Herocleoticum河口，此地有一通航的运河与小内港基培塔斯（Kibotus）相连，距出发点约十五浬。因此由启碇而至出海需要一天的工夫。 [56] 我倾向于相信经由尼罗河而以安都或其他叙利亚港口为目的地的中国或印度商货，并不驶入亚历山大城的任何海港，而是经过监视河内外贸易之海关（根据斯特累培之语），以前已经用船驳运，因此旅行者可以入城或在城的东郊行乐，无须在城的地中海方面上船继续起程。 [57]
由巴比伦至叙利亚的陆路
由中国至叙利亚各路，读者既已明了，也许可以问由巴比伦至西方的陆路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们从西方作家方面得知在幼发拉底河河口及庇特拉之间有商路可通；此外，必更有一路从巴比伦附近驿站通过沙漠取道巴尔迈拉（Palmyra）以达挨美萨（Emesa）或大马士革（Damask）；最后有大道至亚洲西部，即旧日皇城路，以及由斯罗取道修马（Zeugma）的桥经美索不达米亚而至安都。如果说，那些供给《后汉书》作者撰写《大秦传》材料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些东方贸易的旧有陆路，那将是十分奇异的事。我相信《后汉书·西域传》谓“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的一段，也许很可视为描写大秦的陆路，由于所述包括某些迹象，其中包含似乎可以指为由斯罗至安都的美索不达米亚一路，我似可以推论说，后汉时代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这条路了。同书又云：“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这一段是《后汉书》中最暧昧的文字之一，究竟作怎样的解释，我颇有一些怀疑。布氏在《中国纪事》第3卷解释道：“由安息，绕海之北岸，从陆道可达大秦。”他继续说：“此处吾人所指的是，或是经小亚细亚绕地中海而行，或经高加索绕黑海而行。”巴刻君（前引书第16卷）虽不赞成布氏以大秦为意大利之说，但亦同于布氏将“绕海”一词（我译为making a round at sea“绕于海”者）翻译为“在陆绕海”之意，而以绕（他用surround）为及物动词。他解释上文说：“如果要采用陆路，就完全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循着厄尔布鲁士（Elburz）群山以北的里海岸，北行经过南阿密尼阿（South-Armenia），朝向叙利亚北部的安都方向而行。”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的理由是：绕字虽有其他用法，如绕山及绕城之类，但“绕海”二字并不指在陆上绕海而行，而是指在海上绕行；或者如一位我曾请教过的中国学者说，除非乘船，不能绕海。我可以引《魏略》的一段话为证：“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此处明言乘船，完全排除了陆上绕行的概念。“绕”字与“周回”二字均为同类动词，都可以用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动词。从不及物动词的用法言，它是指取曲线道路，迂回而行。“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一语，如果逐字翻译，可以译为“从安息陆道而来，在海上绕行，复北行，由海之西面而出”。
美索不达米亚
不过中国文字可以非常含糊，因此，这段文字除巴刻君的解释外，还可做别的解释。巴刻君以为由波斯湾至伊利安那（Aelana）的海道，有其他文字（参看《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列传》第67；《魏书·列传》第90；《魏略》及《文献通考》各史料）可以作充分的证明。他的话也许是对的，我无需把很可能属于另外环节的薄弱各环强加于这个坚强的环节之中。这里所说另外的环节，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人庶连属”至“可度海北诸国”各段。对这段可疑的文字，我不采用巴刻君的说法，试作解释如下：即“由安息之陆道而来，‘绕’循一曲线之路，周回通过或抵达‘海北’（地域之称，即叙利亚本部之北之美索不达米亚）又‘行出海西’，海西即大秦。” [58] 这一条经过海北的陆路，《魏略》曾提到“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及“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后面的各段在各方面都可以应用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旅行。亚洲的这一部分确是人口稠密，但极可能常有狮子出没，因为斯特累培也不单说过美索不达米亚为一片好牧地，并且说充斥狮子；在《西域传》中提到这条路上的一个特色：“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此桥据《魏略》“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及《文献通考》“驴分魏时闻焉，属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发海道西南，绕海道，直西行至焉”等语，可知此桥在大秦首都东北二千里或“视距里”之内，一定就是位于修马城，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大桥；修马城位于安都的东北，据斯特累培说，约距伊索斯湾（Gulf of Issus）一千四百“视距里”。
《魏略》所载各路线的分析
《魏略》所载的陆路路线都可以明白考寻出来。从安谷城（Orchoë）到达大秦，有三个不同的方向：北路显然就是经由美索不达米亚的路；西路为经过叙利亚沙漠的商路，可能是取道巴尔迈拉（Palmyra）的路；此外“直南行”的海道，即经过波斯湾，正如由于罗（Hira）（参看《后汉书·西域传》）入海南行。北路或美索不达米亚一路，《魏略》必已提及（P．50，51）。文中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也许是指知有通大秦的中亚陆路，先于取道锡兰的海道。另一方面，下文说“前世但论有水道”是指绕航阿拉伯半岛；“不知有陆道”即只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尔迈拉一路。在知道甘英欲渡的海路以后，对这两段看来抵触的文字，我只能作此解释。由此解释，对中国人已知的路线，可以提供下面各路的历史。
第一————甘英欲行之路，即越陆至条支，由条支渡海至大秦。
第二————在甘英之后（公元97年），但在采用取道锡兰的直接海道（公元166年）以前，完全由陆路来往。
第三————自公元166年（即安敦使节之来）后，通行直接海道。
由《魏略》中关于大秦各属国的地理记述，清楚表明由巴比伦至叙利亚的若干陆路，在3世纪中已经为中国人所知道。凡提到的属于大秦的各邦，几乎全都可以视为安都路上的驿站。
大秦属国
《后汉书》谓“小国役属（大秦）者数十”。《新唐书》重述其言，亦谓“臣役小国数十”。《魏略》改变一下文句，谓“置小王数十”。同书列举了其中一些国家，如果我对地势的直觉不错，我以为它们都位于靠近叙利亚的东界，为东罗马帝国面临安息边疆的外站。小邦名目有：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汜复、于罗等。（见《魏略》）于罗我敢以为即卡尔提阿湖的于罗（Hira），乃条支入海港口之一。《魏略》又云：“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
上述的“属国”，————也许这些城市及其附近地方，都仍在原主（小王）统治之下，纳贡于罗马人，所以称为属国————《魏略》曾分别加以叙述，但它们的确切位置，难于考定。因此，我不能保证我译文的精确，也许在我们获得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以后，还需要再加订正。除待进一步作专门的研究外，我以不敢十分自信的心情，在此提出我关于其中若干地理位置的看法。
泽散
泽散（Tse-San，古音Da-San） [59] 或为另一亚历山大城，有一时期称为Charax Spasinu，为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大商埠。《魏略》谓其地在“海中央”，或即指其为幼发拉底河的两段所围绕。又谓其“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我们据《魏略》“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一语，可断定安谷也像于罗或条支一样，是一个位于或靠近波斯湾岸的海港，如推测不错，安谷城即奥楚（Orchoe）或埃力克（Erek），泽散很可能是河（Mesene？）口的一区。泽散也像所有此类的海港，为下红海候船之地，“西南（即先南行，继而西行）诣大秦都不知里数”。如《魏略》言， [60] 不管其确切的所在地在哪里，书中称“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这引导我们经过长途河行以后，抵达靠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区域；我们不妨说是俄斯尔荷恩（Osrhoene）王国；及当时伊得撒（Edessa），尼斯福城（Nicephorium）等罗马城市。 [61] “驴分去大秦都二千里。”由尼斯福城取道阿巴密及修马至安提阿的路程适为二千“视距里”。 [62] “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魏略》、《文献通考》则谓飞桥长二百四十里）中国人经常提到“渡海”，实际上就是渡河，渡广州的珠江，直到现在也说过海而非过河；《魏略》云：“其治（汜复）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也。”又云：“其治（于罗）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同是一条水，而一段中河海并称，可以作比。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从驴分城西渡过跨河（幼发拉底河）的飞桥。”这座桥的长度自然说不上以里数计，甚至也不能以“视距里”计，但我们必须假定由于把步（Passus）数错译为里数。飞桥既在驴分之西，且在至大秦京都的路上，我就断定为塞琉卡斯（Seleucus）所建之桥，塞琉卡斯是建立 [63] 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两岸的阿巴密阿及修马二城的人，如果不是《魏略》说明“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河）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我在俄斯尔荷恩的几个著名的城市中，定会以伊得撒为驴分城。这段文字表明由驴分至安都，有陆行和河行二道。符合此种情形的，本有萨摩萨塔城（Samosata），但此城似非至大秦安都路上的一站，所以我定为肯斯福城，因为它正在路旁。由此你可以从河道直西行，或由陆道经修马桥直西南行，都可以到安都。
且兰、思陶、汜复
据《魏略》所述的亚洲这一部分的道路情形，我认为且兰是叙利亚东部的一个地方，或即巴尔迈拉（Palmyra）（Tadmor）。思陶可能就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西特卡（Sittake），这里可能有一条路向南通抵幼发拉底河上的巴比伦 [64] ；或者如《魏略》所说：“从思陶国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通过沙漠的陆路，从Sittake的对面和西南，即伊镇（Is）附近的可能航行路线，实际上离幼发拉底河岸有很大的距离。它的路程很可以定为三千“视距里”，因为按普林尼（第5卷，25［21］，第88页）估计由巴尔迈拉至斯罗为三十三万七千步，共约四千五百“视距里”。我们向西而行六百里或“视距里”，即抵叙利亚本境。“从且兰复直西河之汜复国六百里”（《魏略》），“西河”或指奥伦梯河右岸的挨美萨（Emesa）；但各史均无“河”这一字，故最好读为“行”字，因此我不欲强调此点。挨美萨城乃横跨沙漠的巴尔迈拉路所经，至此并与由庇特拉北至安都的“南路”相接。中国人的记载说：“南道会汜复（即汜复路），乃西南之贤督国。”贤督的地位或许即是大马士革（Damask），地址在挨美萨略偏西南的方向。《魏略》又说：“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所谓积石看起来只是对庇特拉（Arabia Petraea）的岩石区的描摹和称呼。从下面所说：“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可以作这个描写的佐证；如果我所考其他各点都能成立，这个“大海”只能是红海。 [65]
《魏略》有一段文字对于亚洲西部主要山脉有的一般方向作了大概的描写，谓“且兰（Palmyra？）、汜复（Emesa？）、斯宾（Ktesiphon？）及阿蛮（Acbatana？）北有一山东南行；大秦（即海西，海西之国，红海之国）东海东（波斯湾之国，即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之国）各有一山皆南北行”。在挨美萨（汜复）、巴尔迈拉（且兰）、斯宾、阿蛮以北由东而西的山脉必然就是托鲁斯（Taurus）山脉；而在大秦之东（？）由北至南的山脉也许就是黎巴嫩（Libanon）山脉和它的南北支脉；海东以东的山脉为塞格拉斯山脉（Zagrus mons）及其支脉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与河平行的各山脉。
《魏略》所说的属国和我尝试所作的解释，到此为止，也许可以称为满意。但《魏略》的下文，其中把前面所述的路线和明显属于另一区域的地方相连，变成了一个大疑团。它说“贤督（Damask？）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Emesa？）其治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河）也”。我已考定于罗为Hira。如果说汜复有可能为巴尔迈拉沙漠西北的其他若干地域，那么，于罗怎样能够在汜复东北，或在其处附近任何地方的东北呢？要使这段记载成为可解，我们不能不认此中文本或此书根据的原文有割裂遗漏之处，以致在全篇明白易解的概述中插入这段淆乱的文字。
这一段的下文又极通顺易解，且可以支持我认为于罗即Hira的说法。《魏略》说：“于罗属大秦。”且说：“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又说：“斯罗属安息（Parthia）与大秦接也。”罗马东境的边界，因与安息及波斯战争的胜利，自然有所变动；但斯罗（Seleucia）也许比任何其他城市更合适视为在两个帝国之间的边城。你由于罗至斯罗，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北而前；越过斯罗后，又须渡过横亘于斯罗及安息国王冬宫所在的斯宾（Ktesiphon）之间的底格里斯河。此城的确曾经屡次毁圮，自公元165年加西阿（Avldius Cassius）破坏后，迄未恢复昔日作为安息商业中心的繁荣；在这个废址上曾建立起一个新城，有一个时候称为科迟（Koche）， [66] 与左岸的斯宾城并合为马丹城（Madian），为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以来波斯诸王的首都。阿萨西朝（安息Arsacide）自公元226年为萨散尼王朝（Sassanides）推翻后，已不能统治底格里斯河的两岸，看来《魏略》一书（包括公元220——264年）所述安息各城，年代上似乎不合。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可能供给材料的人暗将旧统治者（安息，即阿萨西朝）之名转移于新政府上。据马端临对波斯的记载（《文献通考》第339卷），新的波斯帝国初次与中国接触，似乎始于后魏（公元386——543年）；在文中明白提到西京名宿利城 [67] 的，即上述之马丹城。宿利城位于达遏水岸上。（达遏水即底格里斯河Tigris）此水通过城之中部而向南流。“有河经其城中南流，即条支之故地也。”这可以视为支持此地即卡尔提阿一说的另一佐证。
迟散即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里亚）
根据中国人的记载，属国之一为迟散，马端临《文献通考》称为“王城”，我前面已经试图考定此城即为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迟散之名显然最早见于《魏略》，这一事实，似乎说明此城之为商业重镇，在三国魏（公元220——264年）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虽然早在几百年前中国人是否便知有此城，我们没有任何的根据）。马端临所谓“（大秦）西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王城”，也许他具有更早的材料根据。我考证这个地方大都依据《魏略》，而《新唐书》述拂菻东西境时有一段说“拂菻古大秦也……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更可以作为支持我的说法的佐证。纽曼（Neumann）说：“《唐书》显然以Tschy或Sy San，即Byzantium（拜占庭）之名称君士坦丁堡。”（《亚洲研究》Asiat，Studien，第172页），布氏（Bretschneider）谓迟散城的迟字，为避字之形误，打算把迟散改为避散Pi-San（即Byzantium）。我借这个机会要声明，除非具有极符合情况的有力证据，我们不应轻易假定中国古籍上文字有误。就这个例子的环境来说，纵使可以证明拂菻为东帝国，也不许可我们便把迟散指为拜占庭（Byzantium）；而且，这个名字出现在《魏略》一事，本身就是反对这种假说的强有力的理由。因为《魏略》所记为3世纪事迹，在这个时期中，经过奈泽（Higer）和塞弗拉斯（Severus）于公元196年战争的破坏后，“此东方之盛都仅存一片废墟而已”（引吉本语）。
出自印度传说的女国
中国记载大秦或拂菻的属国时，谈及女人国及矮人国。我们必须认为，这些记载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它们只是西方民间传说的片段，报告者（中国人或罗马人）都从来没有亲历其境。中国人的想象力，本来极容易接受新奇的东西，女人国及矮人国的传述一定深深地印入中国人的想象之中，因而这种传述遂保存在他们的记载里；另一方面其他平淡无奇的真实事迹，却归于湮没。
按《新唐书》第221卷《列传》146第6页云：“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国，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同书《西域传》又提到中亚细亚的东女国：“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以别之。”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相同的一段文字。 [68] 《大唐西域记》完成于公元648年，大都取材于梵籍，比《新唐书》的修纂要早几百年。 [69] 其中说及西女国：“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懔国，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把这一段文字以及《新唐书》关于拂菻的事迹，关于古代大秦或者也是如此，有许多是出于佛教翻译家所译出的印度材料。这就是爱德金斯博士（Dr．Edkins）最近提出的见解。 [70] 玄奘的书著作年代较早，而且也不像《唐书》那样纂辑而成， [71] 故关于女国的材料一定是从此取材的。
关于女国的记载，在许多方面和我们在斯特累培的书（第11卷，第50页）中所有论及女国（Amazon）的地方相符合。但斯特累培笔下的女国，据云位于密奥提斯湖（Lake Maeotis）岸的某地，而非拂菻的西南；她们也不是住在岛上；以男子和她们相配的邻人，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居于高加索山下的加加尔人（Gargareans）。马端临《文献通考》第339卷引杜环《行经记》云：“又闻（大秦）西有女国，感水而生。”（也许是指自水中而生，如古代塞浦路斯的女神安那提俄美尼Venus Anadyomene of Cyprus） [72]
小人国
小人国（Pygmies）一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谈到：“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这是不遗细迹地重述非洲小人国的旧有传说。此种小人居于大秦或叙利亚之南，其所在与蓬彼雅斯弥拉（Pomponius Mela）所指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他提到红海西岸的这种居民说：“内地的小人是一种身材纤小的人种，从体质上来说，他们生长起来，足与鹤相抗衡而已。”（Ⅲ，881————Frick）哲利阿斯（Gellius）描述他们身体大小时，说体高只有二尺又四分之一。什淮恩浮特（Schweinfurth） [73] 所发现的阿卡（Akka）民族，可能就是所有这种记载的真实根据，也许和女国传说通过同一的途径传入远东，成为中国人的记述。可以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的拉丁权威显然过于夸张，说小人的体高不过二尺又四分之一，倒是马端临之言比较接近事实（除非说经过其间的几百年，因与身材高大的民族通婚，增加了他们平均的体高）。另一方面，中国史家谓其人三尺，相当于英尺三尺半。什淮恩浮特在他的书中绘有阿卡人的两幅插图，一长四尺一寸；一长四尺四寸；又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体高有远逾四尺十寸的。”
摩邻及老勃萨
《新唐书》提到西南有黑种之国：“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无疑这是指西奈半岛（Peninsula of Sinai）的赛（Sin）沙漠而言。马端临（《文献通考》第339卷）明言它位于摩邻国的秧萨罗西南；秧萨罗国或即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对音。 [74] 又说：“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且谓“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此处所述的诸国，我们也许可以推断位于红海西岸，远至古代传说食鱼的民族特罗格卢底（Troglodytae）或伊底育菲支（Ichthyophagi）。我当然更偏向于埃及东岸的不毛之地，因为供给大量干鱼来饲马一事，在这些地方比非洲内地的某些地区更有可能。埃及红海岸的荒芜之称是很著名的，也同埃及的其他部分一样，居民每天的食粮主要仰给于枣树。古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及伊本巴图特（Ibn Batuta）曾经游历俄曼（Oman）沿岸的某些部落，在他们的记载中，前者注意到以枣及鱼为食品，大量消费；后者注意到以“各种小鱼饲畜的奇俗”， [75] 他们的话和《唐书》所言，大同小异。不幸俄曼在拂菻的东南而非在西南，且距离拂菻太远，因此，不能即指为其地。我们唯有转向埃及沿岸来找寻，因而定为苗司霍尔姆司（Myos Harmos）附近的地域 [76] ，在此登岸继续取道科土斯（Koptos）及亚历山大城前进的旅客，也许知道这些地域。斯特累培也提到主要树木中的枣树，和以鱼饲畜的习惯。开姆桑（Kempthornc）在他的1828年《波斯湾东岸测探记》（《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5卷，第270页）中谈到对面的海岸说：“居民仍旧完全依靠鱼来生活，因为土地完全不毛，没有任何草类，因此牲畜也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吃同样的食料。岸边有大量的牡蛎、螃蟹和各色各样的贝类。在此地及阿拉伯，许多地方因日炙的沙地，草木稀少，都完全以干鱼和枣混杂而饲畜。”所以我们可以颇有把握地把面对波斯湾阿拉伯海岸的Icthyophagi所说的一切，移用于苗司霍尔姆司或柏累奈西（Berenice）附近的地区；因为在这个共名之下所记载的两类部族，关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生活方式，正如这方面的主要权威阿加塔尔西提斯（Agatharchides）所暗示的，无一不相同。 [77] 我引米勒（Muller）所订的拉丁文如下：
“Ac primum de Ichthyophagis Aethiopibus（qui piscibus nutriuntur）dicemus，quibus maritime habitatur region a Carmania et Gedrosia ad extremum usque recessum sinus Arabici，qui in mediterranea incredibili prope spatio excurrens，ad ostium a duabus continentibus，hinc Arabia felice，illinc Autaeis，qui sunt ad extremum sinus Arabici secessum，quem magnum includit mare，usque ad Indiam et Gedrosiam et Carmaniam et Persas insulasque memoratis gentibus subjectas．Ubique habitant Ichthyophagi（homines ex piscibus victitantes）；quinudo，tan feminae quam viri，sunt corpore，et communem sobolis procreationem habent；naturali quidem voluptatis et molestiae cognitione，sed turpium et honestorum ne minima quidem proediti notitia．”
“史前时代，有一种水兽名Ichthyophagis（按Ichthyophagis有谓为人面兽身的动物，有谓为水居的太古人类），以鱼类为食，住在沿海区，阿拉伯北端，地中海一带，红海与波斯湾之三角地带及印度海。该动物的性器官与人无异，其受孕、胚胎、生育亦均如人类，而不以杂交乱伦为耻，其坏处更有甚于野蛮人。”
最后一段也许可以作为了解《唐书》所言“不耻 报，于夷狄最甚。”和《文献通考》所言“共寻寻 报于夷狄最甚”的帮助；两书的原文可能小有讹失。“不耻 报，于夷狄最甚。”一语，我译为“The Hsunhsun have most frequent illicit intercourse with barbarians”；巴刻先生（Mr．Parker）则拟译为“They are not ashamed of incest，and in this respect they are the worst among the barbarians．”他的译文使我们更接近于伊底育菲支（Ichthyophagi）的古典传说，我极同意这样改译。
大秦故京
保存于当时史书和后人辑集的引文中的中国古代典籍，包含关于大秦首都的一系列详细记载，如果把它和西方作者流传下来的关于安都（Antioch）古城的材料比较，一定很有兴趣：安都作为罗马总督统治全东境（叙利亚、埃及与小亚细亚）的驻节地，一定会被人视为大秦的首都。此种详情，必备见于米勒（Otfried Milller）所作《安都古迹》一书（Antiquitates Antiochenae 1841年格丁根出版），但我在欧洲没有找到此书，现在我不得不将散见于中国历代书上的零碎材料加以辑集。
大秦的京都，在魏代称为安都（《魏书》及《文献通考》均载），波提埃恰当地指出此名即Antioch。 [78] 玉尔（Yule）说：“关于这个显指Antioch的名字，在马苏提（Mas'udi）书中，知在伊斯兰教徒征服时，此城之原名仅剩几个字母alif，Nún及Tá而已，真是奇怪。” [79] 这也许可以足够证明中国旧名语尾无K音的论据；对汉字的古读，不管我们采用什么原理，《康熙字典》所引证的都tu古音，都不能证明语尾有tuk之音。但照我的见解，安都正好是Antiochia对音汉字。斯普卢纳（Spruner）与美琪（Menke）合作所编的古地图（Atlas Antiqaus）（第九图）载有此城的图样，可能根据米勒书中的材料；我现在虽不能引证必要的古书中关于此城详况的篇章，为此图的精确提供证据，但编者的盛名，可以保证，它可以代表学者们对此城及属区轮廓的看法。我所摹写的草图，足可以表明中国人关于安都的描写。除王城东北郊外围的点缀线外，我悉照原图，没有增加什么。
《魏书》谓“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从下面的文字，此处所言五区，应当说是四区，第五区为居中的王城。下文说：“王城居中，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如果我们假定第五城或中央之城为城之长官所居，则此四城正合于斯特累培所称的安都（Antioch），别名四城（tetrapolis）。 [80] 四城均自有墙，又有一大墙包围之，正是安都的特色；即使所有其他的论据都不能成立，单就这一点已经足够使它区别于古代西方任何其他大城，特别是与它对峙的罗马和亚历山大城。 [81]
京城的周围如下：
一、《汉书》谓：“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魏略》谓：“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晋书》谓：“其城邑周回百余里。”可知当汉、魏及晋朝，即约在公元最初三世纪中，此城周围逾一百里。
二、《魏书》谓：“周六十里。”则北魏时（公元386——556年）为“六十里”。
三、《唐书》谓：“城广八十里。”《文献通考》云：“王城方八十里。”则唐代（即7世纪及以后）为“八十里”。
安都城自公元前301年由塞琉卡斯（Seleucus Nicator）奠基以来，经过数次扩张延伸，至挨彼达腓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死于公元前163年）时，面积已增大至包含有四个有墙的城，郊区尚不在内。但它的极盛时期一直延至基督教纪元期内。有好几位罗马皇帝在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居于他们这个东境的都城；在罗马皇帝之下，这里是统治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及埃及在内的罗马东土的罗马总督永久驻在地。根据由斯普卢纳与美琪所提供的属于公元前2世纪的城图来看，如将东北郊计算在内，则周围一百里或“视距里”，绝非夸大之词。当北魏时，即公元5世纪，此城开始衰败；刚好到北魏末年（公元532年），一次可怖的地震使它的光辉受到致命的伤害；虽查士丁尼（Justinian）支出巨资重建该城，但亦不能恢复它昔日的伟观。达就是我们在中国书上见到的周回最小仅六十里或“视距里”的时期。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此城略有所恢复，因此，在唐代有周回八十里或“视距里”的记述。
不论中国人记载中所保存的里数，其真实至何程度，但安都（Antioch）在它最盛时期，它的面积可以和古代世界的任何大城相比都不逊色。佛利德伦特在其书（1873年第4版第1卷，第6页）中指出此城连郊区圆周共一万八千零七十二步（等于一百四十四视距里），亚历山大城为一万六千三百六十步，罗马为一万四千一百二十步。拜占庭城共分十四区，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公元330年）时，曾经扩大重建，但共周回不过七哩（等于五十六视距里）。《旧唐书》云：“其都城垒石为之，尤绝高峻……东面有大门，共高二十余丈（即等于二百三十五尺余） [82] ，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时日，毫厘无失。”（《新唐书》亦有此说，略同）
我们知道安都城垣，是特别高的。关于它的东门，我现在无从证实中国记载所传的事实。 [83] 文中下面所述的机械装置，一定就是“刻漏”，至少中国人已经有所认识，《渊鉴类函》第369卷引用《唐书》的话，即列于“刻漏”题下。
《魏略》谓：“共治滨侧河海。”我将“河海”二字译为“river estuary”，意谓通海之河。此河当为安都的奥伦梯（Orontes），自海岸经此河，只需一天便可抵达该城。 [84]
大秦拂菻的领土
关于大秦及拂菻的面积，如果不是中国人记载中用词的存疑，本来是很明白的。《后汉书》说：“地方数千里”，因而就发生了我们怎样来解释这句话的问题。前人都同意译为several thousand lisquare（数千里方），但这并不是“方”之正统的意思。《孟子》一书有云：“寡人之囿方四十里”，雷格（Legge）译作“仅四十里”。我们只能这样译而不能作四十里平方，因为按四十里平方计，就成为一千六百方里，那就将为一个体制极为可观的公园了，而《孟子》本文中说这句话的原意，是说他的花园是一个极平常的公园。此外，中国注解的人都是这样解释，因此我们只能照上文翻译。 [85] 另一方面，雷格另同段中（《论语》第11卷，第111页），又把“方六七十里”译为“sixty or seventy li square”，因为照全文的意思，如果以正统的本义来译，就将违反情理。这样似乎说明像“方数千里”、“方六千里”一类的用词，不应该视为具有一种确定的含义。为了知道一个古代作家使用这些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最可靠的方法，也许是把它与人所比较熟知的领土加以比较。《隋书》 [86] 成于7世纪初，在叙述作为扶南或暹罗之一部的赤土国时，称其土地方数千里，正与《后汉书》所言的大秦领土相同。赤土的面积无论如何断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比。因为赤土不过是扶南的一部，而扶南又不过是位于孟加拉湾及东京湾许多小国之一，即合诸小国亦不能相当于罗马帝国的一大部领土。据《梁书》 [87] 所载，顿逊，在海崎上，乃马来半岛诸小国之一，即明史的马六甲，据云：“方千里”。显见中国文字描写“数千里”之国，最多只能相当于罗马的一省，而不能比帝国本身。 [88] 我们必须假定，中国与远西最初贸易之时，他们并不知道那须向他们购买丝绢的国家的大小。在汉代，他们的记载可能包括叙利亚全境而言；数百年后，在魏代的著述所载中，从我对于尼罗河及亚历山大城的考证，以及史籍言大秦面积的出入，如《魏书》言：“地方六千里。” [89] 而《晋书》所述之时代早于魏者，则言：“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可以断言又增加了别的部分，可能包括埃及在内。看起来，在后魏（至公元6世纪之中）时，凡以前属于称为奥伦斯（Oriens）时的提督管区或在居于安都（Antioch）的总督治下之范围的境土，都属于前述记载的范围之内。《旧唐书》谓拂菻“地方万余里”，《唐书》谓“地方万里”，这一事实，与主张大秦即罗马帝国和拂菻为大秦在拜占庭诸皇治下的延续之说，显然抵触。因为如果罗马全盛时代的大秦面积有六千里，拂菻的领土自应要小得多（如果真指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而言），因在唐时，旧帝国的领土范围已经减缩了大半。但大秦仅为罗马的一省，而拂菻为阿拉伯人治下的同一省份（叙利亚）。《唐书》所言的“万里”，或包括7世纪中叶在哈立发统治下向外征服所占领的土地在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杜环《行经记》云：“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这样就使之回复到旧大秦的面积，根据下面所说“常与大食相御”，以及下面又说：“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显然这就是指的叙利亚的境界；那么上面所述的拂菻，必须理解为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前的拂菻。
上文所举，也许还嫌空泛，但可以表明中国作者不知道大秦的政治领域的真正大小，他们所记述的地理形势，只是一个属区。另一方面，对那些告诉中国人“自葱岭西，此国最大”（《魏略》）的人，无疑对罗马的全盛时代的威力是认识的。
大秦城邑数目
《后汉书》说大秦有四百余城，而《晋书》只说有城邑，《魏书》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新、旧《唐书》都照录旧记；我们必须假定，这一方面所见的记载，都根据于更早的材料而来。对罗马帝国而言，四百个城市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据英国罗马史家吉本（Gibbon）说，单是古代意大利，就有一千一百九十七个。又说：“不管用古代一词指什么，都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全国的人口在安托奈那斯（Antonines）时代会比罗慕路斯（Romulus）时代的人口为少。”吉本更谓：“在恺撒（Caesars）统治下，仅亚洲本部（即安都总督统治下各国或大秦境内）已有五百个众庶的城市，物产富饶，具备种种优美的技艺文物。” [90] 亚洲本部的五百个城市，就是《后汉书》所谓的四百余城。叙利亚的人口在中古必极繁庶，因在马美琉克团（Mamelukes）军政府统治下，境内据计包括有六万个村落。 [91]
大秦的狮虎
汉代记载中有些话，明白地表示出供给材料的，无论是中国人也好，或外国人也好，他自己一定曾经有过实地的旅行。我料想，他在途中对于旅行的各种条件的印象，就是从斯宾经过美索不达米亚至修马（Zeugma）的陆路沿途所见。《后汉书》谓：“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后来的《魏略》及《文献通考》都重复这样的说法。记载中一再提到各种猛兽；一开头，便是上引文字中所说的狮虎。此外，《新唐书》又谓：“有兽名 ，大如狗，犷恶而力”；根据《文献通考》“有养者（可以驯养）”。布氏提到这种动物时说：“它可能就是东亚所没有的鬣狗（hyaena），因之是中国人所不识的”； [92] 他的话也许不错，从中国人记载中描述的情状，也可以说是指在叙利亚一定很常见的胡狼。《魏略》和《文献通考》都提及另一种猛兽玄熊。在罗马皇帝时代的意大利，此种猛兽久已不为行旅之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的话，或者像有些种的熊也已退处深山，成为王家的狩猎品。但是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为行旅之患的狮虎，罗马极为需要，常向非洲及东方各省 [93] 运入，以供皇帝的娱乐。意大利道途中扰害旅客的不是狮虎而是盗贼；而“终无盗贼寇警”，是《后汉书》所记驿路上的特点。
邮驿
我们由《后汉书》及其他古代记载，得知大秦国内所有陆路旅行安适便利，和“邮驿亭置如中国”（《魏略》），且“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直达京都。“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晋书》） [94] 交通工具可能包括各色各种的车辆，其中有一种是辎軿小车。（《后汉书》）
驿路遍设驿站，以石标里，《后汉书》谓：“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所有这种设施，均类罗马的驿制，可以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及任何罗马各省。 [95] 但在《后汉书》所言驿事的某些详情中，在我看来，明白地提示我们，其所叙述的国家是在东方。《后汉书》谓：“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亭形之标里石？），三十里一置（休息处）或一堠（《文献通考》及《诸蕃志》）”，在我看来，这一段是用最可能少的字句叙述了境内的军事制度。它表明驿路的里数以置或堠为单位，每单位分为三小距离（即亭），又从而化为三十里。这个制度和罗马制度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相同之处。 [96] 意大利的驿路以奥古斯丁所建立的金色里标（milliarium aureum）为起点，沿途凡距离八视距里，（相当于一千步）即立一标里柱，并无三分或三十分的区划。古代里数可与《后汉书》的里数比较的，只有亚洲里数，即波斯的Parasang（以下作波斯里）。自希罗多德时代直至现代，亚洲西部测量道路多用波斯里计算。希罗多德本人（其书第3卷第6页，第5卷第53页，第6卷第42页）明白说波斯里分为三十视距里。“黑西基阿斯（Hesychius）和修伊达斯（Suidas）所言的长度相同，而塞诺封（Xenophon）亦一定是以三十‘视距里’来计算，因为他说一万六千零五十视距里等于五百三十五波斯里（Arab，II，I，§6），阿拉伯地理学家（Freytag，Lex．Arab．）说等于三阿拉伯里” [97] 。由于这些计量便于换算，以及自亚历山大远征时代，希腊文化和亚洲西部的持有极密切的关系，把相当于《后汉书》所记的一种记里制度几乎掩盖了，这种制度为：
1置或堠＝1波斯里（Parasang）
＝3亭或阿拉伯里
＝30里或“视距里”
我的有些考证，都是根据假定，即中国书上所记的里数，必须按西洋古代作者所谓的视距里去理解。 [98] 我将请读者注意下面这张见于中国记载的表，凡是研究古代地理的人都会承认，就它的准确性而言，它比起最可信的古典作家的任何同样的记述，都会远远超过之。
1．Antiochia Margiana（木鹿）
至Hekatompylos（安息）
经Hyrcanian hills．……五千里或视距里。
2．Hekatompylos（安息）
至Acbatana（阿蛮）……三千四百里或视距里。
3．Acbatana（阿蛮）
至Ktesiphon（斯宾）
经MountZagros（沙格罗山）……三千六百里或视距里。
4．Ktesiphon（斯宾）
至Hira（于罗）……九百六十里或视距里。
5．Antioch（大秦都）
至Zeugma（修马桥）外的驴分城……二千里或视距里。
6．由幼发拉底河岸沿商路
直至Palmyra（且兰）……三千里或视距里。
7．Palmyra（且兰）
至Emesa（汜复）……六百里或视距里。
8．Antioch（安都）……一百里或视距里。
中国古代商品
《后汉书》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晋书》又说“其利百倍”。对中国和印度贸易的获利如此之厚，也许从他们所运商品的性质就容易说明。我们可以假定，中国输入大秦的大宗商品是丝绢，据说一磅丝等于一磅黄金。 [99] 也许不过是一种说法，并无一定的意义，但不论丝绢的真正价格如何，从前面所引的记载来看，无疑花在这种商货上的总数是很庞大的。据普林尼（第6卷，23，101），单是印度每年由罗马帝国所得的丝款不下五千五百万铜币（sesterces，约等于六十万英镑）；又说（第12卷，18，84）印度、中国及阿拉伯每年共由帝国所得的丝款，照最低的估计亦值一万万铜币（约等于一百万英镑）。但是这两个数字（即六十万镑及一百万镑），如果真正就代表罗马帝国与上述诸国的贸易价值，又如果丝的重量与金的重量的价值相同，那么也还是不足道的。为解释这两段引文中的难题，曾有各种的说法。赫克（Höck，Röm．Geseh．I．2．288）解释说，上述的总数，乃仅指运入罗马城而非指运入罗马帝国的数目。马贵特（Marquardt）在其《罗马国富论》（Röm Staatsverwaltung第2卷，266）中，认为在对印度贸易的估计中，没有包括从印度输入的购珠之款一万万铜币（sesterces）。佛利德伦特反对这两说，看来他是正确的。照我对普林尼的话的理解，他根本并没有提出与上述诸国的贸易总额；他只是说“和印度诸国的贸易使我们每年有大量的耗费”。那就是说除由罗马帝国输出货物的价值外，还须支出那么多的钱。我们必须这样去解释以上两段引文中的exhauriente（外流）和adimunt（收回）两字。换句话说，作者企图说明贸易入超的差额，有利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我把普林尼的估计，当做证明罗马运入中国的货品，一大部分以货品抵偿的间接证据。那么，我们要问：罗马人与中国人交换的是些什么商品呢？从大秦的物产单中可以得出答复。琉璃、氍毹、刺绣品和其他织物，以及除少数药材、香木以外，是商人在叙利亚可以携出和在沿途上购取得到的宝石。
琉璃
向中国输入如：杯、瓶、烧珠及有色玻璃之类的小容器，一定获得大利。《魏略》说大秦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色琉璃。 [100]
玻璃有称琉璃的，亦有称为玻瓈或颇黎的。从我和中国古董商人打交道之中所知道的看来，玻璃与琉璃两种物质的不同之处，似乎是：玻璃透明，琉璃则否。后者俗称为料，海关税则内有“料器”一名，就指后一种。我以为普非斯马（Pfizmaier）在他的《宝石黄金研究》（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e und des Goldes）以琉璃译为水晶（Bergkrgstall）是不幸的，而该特士（Geerts）在其《中国与日本的天然产品》（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第2卷，第471及475页，以Lapis lazuli译琉璃，而以Gemme Vitreuse Boud-dhique译玻璃，实为他的日本权威所贻误。中国人在没有了解玻璃与琉璃的真正性质以前，习惯于把它们视为宝石，和构成佛典中七宝的其他珍宝同等看待；但等到他们能够在本国制造此物，这些名词不管过去具有何种历史的或诗意的含义，实质上就是指玻璃而言。作为譬喻，类似不透明玻璃的物质也可以称为玻璃。美斯尼将军（General Mesng）告诉我，在贵州有些地方，作为灯罩用的明角片叫做玻璃；而瓷瓦有闪釉质的也称为琉璃瓦，他认为在那种意义上，它就是油璃的同义字。我以为琉璃一名的起源，应于中亚的语言寻求。道光内阁中书徐松学（星伯）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此书第一页即有作者名字：“大兴徐松学”五字，学字是作者的谦词，犹述而不作之义，说自己正在学习。夏德误认徐星伯名为徐松学。————译者）说琉璃的原名为璧琉璃或吠瑠璃。前者见于《汉书·西域传》的《罽宾国记》内，曾被误解为两种物质，即璧与琉璃，曾被释为出于梵音的璧玻璃与吠玻璃，古音或为beloli，其实并不限于梵音。在有人提出更好的论点以前，我认为就是belor或bolor，它们在若干中亚文字中，都指玻璃或水晶言。玻璃一词，可能比较晚起，但早在公元643年，《旧唐书》中已有“赤玻璃”之语（《新唐书》亦说）；这个词也许也是根源于此而来的。威廉姆斯（Williams）的注音字典拟为出于葡文Vidro一字。鉴于因葡人入中国为时较晚，两者之间实无联系可言。
北史说北魏太武年间（公元424——452年），有从印度西北边境的大月氏来的商人 [101] 能造琉璃。“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魏书》第102卷《大月氏国传》）《魏书》特别说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葛鲁贤的《中国通史》（Grosier，Description de la Chine）第2卷第464页，根据正史（料为《宋书》）说大秦王进贡了些极珍贵的五颜六色玻璃给太祖皇帝。几年后，又派去一个玻璃匠，这人懂得用石头烧制成玻璃的技术，他的秘诀得自某些以前来过，现在又来自西方的人。太祖是在正史用以称宋文帝之号（公元424——454年），当时北魏太武帝正与他争霸。在太武帝统治期间，琉璃造法已由大月氏或印度传入。魏与宋本为争雄之国，皆以传入玻璃造法为一代光荣。因此，关于玻璃制造的入华有两种传说。在中国首先帮助设场制造玻璃的究竟是叙利亚的工匠还是印度工匠，我们的确难于断定。但关于起源传说中的分歧，却正好证实了我所提出的传入年代的正确性，因为上面所提两位皇帝的统治年代正好相合，都是由公元424年开始。
在商业史上承继古代腓尼基人而精明不减于叙利亚的商人，显然曾经充分利用这种在西顿（Sidon）海岸附近从近处矿物所制成的琉璃品，毫不费事地由陆路运至伊利安那（Aelana），以船载至波斯湾，直通经过安息的陆路，以后或运至锡兰，转中国或安南的舢板前往。从流传下来的和收集在各种类书里的古代中国人对于玻璃器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在中国未知制造琉璃及玻璃之前（即公元424年），这两样东西曾被认为是最珍贵的物品。《证类本草》第3卷说“玻璃西国之宝也”。也许是重述在此以前的前人的旧话。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有千年冰化为水晶的话。 [102] 《证类本草》认为应列为玉石之类。《格致镜原》第51卷所载7世纪诗人李太白谈到美丽的杨贵妃（李白：《清平调》）说，太真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所献葡萄酒。看来对“玻璃”估价不低。如果一个现代诗人，写美人所执的酒杯就一定会限于金银玉晶。在大秦时代，在中国人生活中对珍奇玩器的爱好，还没有那种代替奢侈品的瓷器；在唐代以前，瓷器业可能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地发展。集注于奢侈生活中，仿造周代古式的笨重的铜鼎和其他祭器与所谓宝物（金、银、玉及其他宝石、象牙、珍珠、玳瑁等），包办了富人们的注意力。宝物中大部分由大秦输入，在旧有记载中也包括玻璃在内；而1108年刊行的《证类本草》，把玻璃列于“玉石部上品”；五十年后的《本草纲目》甚至把它列之于金属部。这表示一种极其珍贵的货品价值逐渐降落。颜色玻璃之小器皿，如烧珠杯瓶之属，在中国的价格极可能比在罗马高得多，这种贸易对叙利亚人特别有利可图，他们在交易中的行径，可能并不如中国记载中盛誉的那么公正。
宝石贸易的中心————叙利亚
关于叙利亚盛产一般宝石的记载，显然流行于中国，正好像在西方流传和为人所信一样。许多关于大秦的文字，都夸谈该国盛产珍异。我们知道叙利亚地理位置优越，适于成为当时所知各地出产真宝石的市场。它在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埃及、阿密尼阿、米太等主要产区间占有中心地位，自古以来具备独占琥珀、红宝石、乳光石、红玉、碧玉、琉璃、玛瑙、黄玉等类贸易的各种便利条件；而在罗马人统治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继承了腓尼基人及叙利亚人的商业盛况，就成为有关宝石制作的工业区。琼斯（Wm．Jones）在其《宝石的历史和传说》（History and Mystery of Precious Stones，1880，第346页）论及古代叙利亚时说得很恰当：“荷马（Homer）所提及的玩物及珍品，很少不附带指出，即它们是出于西顿匠人所制造或由腓尼基船所运入。”又说：“叙利亚的古庙的财宝是非常富饶的，包括象牙宝石在内。希拉波立（Hieropolis）的阿斯塔提（Astarte）庙，满是金珠和各色宝石、红缟玛瑙、风信子石、琥珀，都由埃及、亚比西尼亚、印度、米太、阿密尼亚及巴比伦等地而来。在女神像的额上有一颗红玉光彩照人。卢古鲁斯（Lucullus）由阿密尼亚载回的宝石瓶，装满一辆由骆驼拖拉的大车。”不论罗马帝国把他们的珍珠宝石，作如何的炫耀，但他们的奢侈品无疑主要是从向亚洲各省掠夺而来的。琼斯又谈到他与其说在意大利不如说在叙利亚见到的情形说：“3世纪初，罗马人的奢侈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自称为太阳祭司的怪物伊拉加巴拉斯（Elagabalus） [103] 可为一例。他的衣服奢华到了极点。他从来上衣不穿第二次；其履饰以珍珠钻石，榻亦满缀金紫宝贝。在他经过的路上撒布金银粉末。 [104] 在他的宫廷内所有器具都用黄金制成。 [105] 在挨美萨（Emesa）以这位荒淫无度的皇帝名义举行拜日仪式，其排场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以六匹纯白盛饰的马挽着一车，车上载有一块人们相信由天上落下到庙址的用珍贵宝石镶嵌着的黑石头。”（第35页）迟至中古时代，叙利亚仍享有取之不尽的宝石来源地的盛名，因为虽经罗马人的掠夺，但还有足够的留存可供十字军的予取予求，一般说十字军人在异教徒中一番冒险没有不是满载而归的。琼斯又说：“十字军掳获的宝石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据Scheidius引一位老的德国史家的说法，在他死以后，亨利王走进他的宫殿，见到用纯金制的桌椅，此外还有需用一百五十匹骡来装载的珠宝金银。”（第356页）又说：“狮王亨利于1172年往朝圣地，回时满载财宝，特别以珠玉为多。”（第339页）
这种以驼骡载宝石的传述，表明即使在此时叙利亚仍被人认为是一个极富的国家。但我对这些记载，不免有些怀疑。古代世界，是极为轻信的，其中所言的黄金很可能多只是精铜，许多宝石只是彩色的玻璃。《后汉书》中说：“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已经透露了这种怀疑的想法。普林尼（第37卷，7，［26］，98）谈到红玉时，说赝品之多，不易鉴别，且多用玻璃材料来顶充。可见玻璃的仿制品随处都有，虽然收藏家极容易发现，但在一个完全不知道制造玻璃的国家，而中国在公元424年以前正是这样的国家，这种赝品，一定会得到远超过其实际价值的善价。
因此，所谓大量在建筑的方面使用水晶，就可以有一个方便的解释。《后汉书》说：“宫室皆以水精为柱。”《晋书》说：“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旧唐书》就说：“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新唐书》又说：“水精琉璃为棁。”《格致镜原》（第20卷）所引吴时《外国传》说：“大秦皇宫以水精为瓦。”布累特奈得（《中国纪事》第3卷，第30页）说：“以水精为柱，显然是中国人夸大之词。”我不同意这个见解有好几个理由。首先，我认为布氏所根据、并且曾不幸为德经所误解的《后汉书》的原话：“宫室皆以水精为柱”，并不一定就指这些柱子都是全用水晶凿成的；儒莲亦不过译为用水精为柱之意。即用来作柱的材料，水精是其中一种。我以为这就是在柱面涂上水精的碎片，正如墙壁的表面及其他宫殿各部涂附水晶或宝石一样。水晶是叙利亚附近的产物之一，因此它在叙利亚必比在他处为常见。 [106] 最近我读到一本记载在阿雷波（Aleppo）省天然产物的书，说在黑廉区（Harim）有水晶的生产。《魏略》所列举物产中，水精占据一项，境内可能有足够的产量，可以把它们用作照上述方法用为装潢。即柱不是全用水精制造，而是在表面上一部分涂附水精。但也还有可能，此处所用的宝石与水晶，实际上只是玻璃的仿造品。中国作家常常把玻璃与水晶混为一谈。《格致镜原》（第33卷，第11页）引《博物要览》：“凡用水晶什物不可用热汤滚水注之，注之粉裂如击破者，切须记之。”而《格古要论》说：“假水晶用药烧成者。”两者所指的水晶似乎就是玻璃。
布氏所以说大秦的水晶柱是中国人行文夸大之词，理由也许由于他认为古代罗马不容有此。 [107] 用宝石装饰器物（无论真本或玻璃赝品），是古代叙利亚的特色。黑楞（Heeren）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es）（第1卷，亚洲诸国————腓尼基，第345页）说：“从用玻璃的屋宇数量不多，看来古代使用玻璃的情况一定远不及像我们之中那样普遍。由于南方诸国气候温和，东亚方面也是这样。除了帷幕的张合，不需关闭窗门。以贵重金属或石器所制为杯，多作为饮器之用。不过，这些国家在他们的宫殿中很早就采用一种奢侈的设备，即以玻璃作为房子、天花板和墙上的表层，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玻璃的主要用途。在各种名称中，常用到希腊文vaλos一字，它可能包括所有透明的物质，如水晶、各种宝石等等，因此不能确实断定它所指的究竟是玻璃本身还是别种透明的东西。”
至于中国古书所载各种宝石，究竟它们是些什么，已难一一考定。其中有些名字迄今通行，可以确定它们的性质；还有些名字现在已经不用，我们只利用如《太平御览》、《渊鉴类函》及《格致镜原》等书所收集的材料，加以考定。维也纳的普非斯马教授（Pfizmaier）曾在奥地利科学会发表数文，其中有《宝石黄金研究》（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e und des Goldes 1868）及《珠史》（Beiträge zur Yeschichte der Perlen 1868），将中国书上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译出，可惜他所译书名，即使是汉学家如非以中、德文本对照，也将难以断定他所指的原书是什么书。谁能知道，“Vermischte Erzählungen von der Mutterstadt des Westens”就是《西京杂记》，“Die Geschichte des Auflesens des Hinterlassenen”就是《拾遗记》。读者如欲知宝石问题，我敢介绍该特士先生（Mr．A．J．Geerts）的两卷《日本与中国之天然产物》“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1878年及1883年横滨版），作者把通过翻译中文和日文中关于每一种宝石的有些材料，从而把文学的观点和作为一个实际的矿物家的观点合二为一。
在各种记载不时提到的宝石中，夜光璧最能吸引中国人的想象，这在各种主要的作品中都曾提到。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实不能断定究竟有没有一种石头或哪一种石头真正能在夜间发光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另外一个问题重要，即古代世界对于这种发光的石头究竟抱些什么观感呢？中国人相信有这种异物的存在，也许不是由于中国人或在中国或国外见过此物，而是起于相信大秦存在异物的传说。相信大秦亦有此物，就插入报告中，构成一种信念。
普卢塔克（Plutarch）说小亚细亚的桑该利阿斯河（River Sangarius）生产一种叫做阿斯忒（Aster）的石，夫利基阿人（Phrygians）管它叫Ballen（王）。斯特利特（Streeter）在他的《宝石》（Precious Stones and Gemes）（1877年伦敦版，第173页）一书中把它列于“星石”（Asteria）的名目之下。这位作者说：“此石受光时，即见发出六道光芒，其形象很吸引人注视。”“这种星石，根据它们的颜色，可归入星红宝石，或星黄宝石之类。”如果这种宝石只是因为受到光的照射而发光，如所引上文所说的那样，那么普卢塔克所说的Aster，似乎只把它的名字，而没有把它的夜间发光的特质，留传给现代的星石。中文“夜光璧”指古名红玉（Carbunculus即“小石炭”）， [108] 相当于希腊文ǎvθρaξ（石炭）一词，这个词专指古代人喜爱的表示阔绰的石头之一，即柘榴石，因为它闪光发亮，故在希腊及拉丁文的名字，便夸张而成光叉。不过这种突出有光的石头似乎就是Chlorophane（德语Pyrosmaragd），能于日间吸收太阳的光线到夜间反射的一种绿玉。希罗多德（Herodotus）著作的文字，如果流传正确的话，其中曾说（第2卷，第44页）：“在腓尼基泰尔有一所祀奉赫克利斯（Herculles）的庙，中有二柱，一精金，一绿玉（σμáραγδοs），两者在夜里都发出强光。”普林尼（第8卷，5［17］，66）告诉我们关于塞浦路斯岛上赫密阿王（King Hermias）陵墓的一个神奇的故事，据说墓上有一头用大理石刻成的狮子，双目用绿玉造成，照耀四周海面，把金枪鱼都吓走了。渔人看到这种现象，因为不利于他们，就把别种没有发光特点的宝石换掉绿玉。在叙利亚，普通的绿玉自然一定能在科土斯（Koptos）城附近的石岩中找到。（参看《普林尼集》）但未见有文字证明是否及何处有闪光的绿玉。似乎可以确定的，如果不是实际的情况，至少根据民间传说（普卢塔克说在夫利基阿；希罗多德说在泰尔；普林尼说在塞浦路斯）。在沿地中海东部诸国，闪光的宝石是极通见的。
我愿把这个问题，留待于宝石珍珠的知识比我更为丰富的学者加以讨论。我相信对它们有鉴别能力而又熟悉他们在叙利亚或亚历山大市场的历史的人，经过博考中国的有关典籍，和就地向古玩铺进行访问，对于此题也许会大有阐发。
为了想证明中国记载中提到的出自大秦的物品，都存在于古代叙利亚，我们不必一定就假定它们都由当地所生产。大家都知道，在亚历山大城崛起之前，腓尼基商人曾独占金银的贸易。琥珀虽由波罗的海沿岸输入（如果不是由西西里Sicily） [109] ，但在世代经营这个行业的叙利亚商人库栈中所藏的数量，甚至比产区所有者还要多。所以由大秦带到中国的宝石，其中大部分可能不是本国直接出品，而是由亚历山大城的雕刻和加工工场所供应，而亚历山大城又是西方世界各地商品的集中区。
《新唐书》说：“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此珊瑚洲就是红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魏略》说：“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皆明指红海。《文献通考》说：“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渊鉴类函》引《后魏书》之文亦类似《新唐书》的记载。公海上中国八百里约相当于二百六十浬。 [110] 如果由伊利安那的海口起算，将使我们抵达科瑟（Koseir）或古代拉科斯（Leukos）附近。古代最美的珊瑚确出于地中海，但红海的产品也是不弱，虽然它们的颜色不同。普林尼之书（第32卷，2［11］，21）也谈到珊瑚。（“gignitur et in Rubro quidem mari，sed nigrius，item in Persico-vocatur lace-laudatissimum in Gallico sinu Circa Stoechadas insulas et in Siculo circa Aeolias ac Drepana”）在引用一位现代的权威克灵辛格（Klunzinger） [111] 时称科瑟附近出产珊瑚。他说：“沿红海北岸的地方，跟海岸平行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珊瑚礁，有些珊瑚是坚实的，有些珊瑚是泡沫性的（即多孔的）；还有海边生长的树。”
红海亦出珍珠，如《魏略》所说，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苏合金（Suakim）、马骚阿（Massowa）、哲达（Djeddah）及荷得达（Hodeida）各地，珍珠是重要的贸易品；前面谈珊瑚时提到的科瑟，据说也是真珠市场。 [112] 但我前面关于宝石的话，也可以适用这些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本身价值的商品，即所称出于大秦的珍异，并不一定就须断为大秦的产品，我们只要知道市场由大秦商人所支配就行了。
纺织品
... -->>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