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庆在反正前后

    <h4>一</h4>

    黄澜生一跨进小客厅门限，便欢然高叫道：“欢迎！欢迎！足下是几时到省的？”

    才待作揖，看见王文炳从藤心椅上站起，向他伸出右手，他赶忙用两手抓住，边摇边说：“真正久违了！足下一晌就未在省吗？一定在外府州县奔走。人还好吗？”

    黄澜生的口硬似刚刚斫断杩槎的都江堰，滔滔滚滚的语流，连标点符号都来不及加一个，直向面色犹然苍白，身体犹然孱弱的罗升冲击下来。虽然没把他冲倒，却也把他冲得昏头眩脑，奓开一张大口，不晓得回答哪一句话的好。

    黄澜生登时就沉下脸色，摆出威权莫上的样子，吆喝道：“一定要叫人来请，你才回来！哼……”

    黄澜生吃吃疑疑地摇了摇头道：“说这话的人不少，甚至连我们朋友，向有诸葛公之称的葛寰中，也以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劝我把在满城租佃的房子，赶快退了的为便。”

    黄澜生于是将楚用参加学生军，在犀浦打仗受伤一事，尽其所知，叙说一遍。

    黄澜生不想再在楚用身上发议论（因为他的内心并不赞成楚用搞革命，还批评过楚用为革命而流血；楚用回新津娶亲，他又怂恿过），遂有意把话头引开道：“我莫问你，你们在省外闹革命，可也知道方今天下已经大乱起来？”

    黄澜生一边把自己手上的纸捻吹燃，递过去，一面问道：“怎么说，你不跟子才他们毕业吗？”

    菊花送盖碗茶出来。

    罗升忽然搀起嘴来道：“正要回老爷。肃大嫂找到我，眼泪婆娑地求我哀恳老爷太太施恩到底，别退她的房子。肃大嫂说，若是老爷太太不再租她的房子，她和她的儿子只有穷死、饿死。因为从七月起，将军就再没发过他们额外户的济贫口粮。得亏老爷太太租了她的房子，她们娘儿母子才算得了生路。她有钱吃药，病也渐渐脱体。肃大嫂说，啥子旗人排汉人，啥子不准汉人再进满城，都是流氓痞子造的谣言，安心整他们旗下人的冤枉的。肃大嫂说，他们旗人离开了汉人，咋能生活哟，拿她自己打比，她那几间破房子，要不是老爷太太的恩典，他们旗下人能够租吗？肃大嫂说……”

    罗升在门外咳嗽了一声。不等主人问询，便掀开门帘进来。弹着两只长袖，微带喘息说：“老爷唤我吗？”

    王文炳非常惊异地问道：“楚用为革命而流血？”

    王文炳问道：“澜生先生可晓得楚用什么时候方能回省？”

    王文炳眯着眼睛笑道：“澜生先生，何以会问到这些话？还这样迫不及待？”

    王文炳满不在乎地淡淡一笑道：“毕业！毕业不过挣个资格而已！眼见革命已快成功，革命成功，另是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区区腐败资格，要来做啥？何况我目下正在奔走革命，革命事大，也无暇计及这个资格。”

    王文炳大笑道：“真是无稽之谈！”

    王文炳呵呵笑道：“岂有不知之理！只怕有些新闻，你们在省城的，还未必知道。澜生先生，这倒并非说是你们耳目不周，实因你们的耳目已被赵尔丰完全蒙蔽了。”

    王文炳不由慨然说道：“不料楚用这家伙居然着了先鞭，我才说上省来加以说辞，拉他去革命的……但是，为什么又在这紧要时候，却跑回去讨老婆？岂不自行消磨了英雄志趣？唉！楚用就是这样一个没宗旨的人！”

    楚用虽比王文炳大一岁多，但在黄澜生眼中、心中，始终把他看作一个大孩子，顶多是初初成人的一个没有世故的青年。唯独对王文炳，从第一面起，黄斓生不知是何缘故，一下就重视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寻常中学生。这个人有学问、有世故，前途变化莫测。因此，每每与楚用谈到他的同学，总叫楚用要多亲近王文炳，要以王文炳为模范，学他少年老成的样子。及至听楚用说起王文炳在学堂里，不特是他们这一班的头儿，甚至全学堂的同学都拱服他；不特学生们这样，甚至教习先生对他也要客气三分。也就因为这些，他才成为屠致平的眼中钉、肉里刺，只管不舒服，却又拔不掉他。黄澜生于是更为敬重王文炳，把他拉平，把他抬高，认为确是一个值得纳交的朋友。

    当下，肃然起敬道：“哦！足下原来奔走的是革命！我还以为足下光是在奔走同志会哩！”

    但是罗升却侃侃说道：“老爷说过，要等奎先生的回信嘛！”

    他很生气地吹着手上的纸捻（纸捻也同他调起皮来，老吹不燃），几乎忘记了身边还坐有一个远客。

    他一面从衣袋里摸出一盒强盗牌纸烟。抽出一支，拈在指头上。

    不等他说完，王文炳已经气哼哼地挺起腰板；并在镍边眼镜后面，把一双眼睛鼓得圆彪彪地大声叫喊道：“屠致平还敢这样专制霸道？呃！岂有此理……呃！可惜不多几天，我又要出省。不然的话，我硬要约集同学，扎实收拾他一下。”

    一阵礼貌上的亲热寒暄，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其实黄澜生之认识这个中学生，为时并不久，前后也只几面。

    “高金山？”王文炳接着问道，“是另一个人，还是我们学堂里的那个小工？”

    “高金山哩，怎不叫他端出来？”

    “老爷不是打发他进满城喊罗二爷去了？”

    “犯了什么过失吗？”

    “澜生先生说得对。我是从七月十五那天，打铁路公司翻墙逃走后，遂变更宗旨。觉得光凭口舌笔墨，是奈何不得盛宣怀、端方、李稷勋、赵尔丰等人，强权世界，安有公理可言？除了采取激烈手段，实在别无他法。恰巧，路上碰见几个要到荣、威、自、贡一带去作革命运动的同盟会朋友，一谈之下，彼此契合，因此，我才投身于革命潮流……”

    “正是你们学堂里的小工。”

    “是啊！你还不晓得吗？”

    “打听过了……”

    “我最初也认为是无稽之谈。继而仔细一寻思，却也在情理之中。何也？因为说到革命，就连带着排满，听说武昌反正的当晚，便拿旗人开的刀。荆州的驻防旗人几乎是斩尽杀绝。汉人排满，满人当然要排汉。北京城的消息或许不可靠，然而荆州与武昌的事情，难道尽属子虚？……”

    “怎么样？是不是旗兵都出了队？是不是奎都统亲自坐镇在小东门的城楼上？是不是几处城门楼上都架了大炮？是不是满城里的汉人都着撵走了……”

    “怎么会转到府上来的？”

    “就是等到高金山来叫我的时候，还没有回信。”

    “因此，成都驻防旗人才先下手为强，不等革命，遂动手排起汉来。可是这样的，澜生先生？”

    “因为小价罗升病了，急切不能起床，我正打算多用一个底下人。恰好，你们屠监督把高金山开销了。”

    “回信呢？”

    “嘿，嘿，这却难说了！他走的时候，说是不等请假期满，就将回省。但是，婚姻大事……照新名词讲来，叫度蜜月。嘿，嘿，蜜者甜也，正在甜蜜蜜的日子里……”

    “嘿，嘿，潮流，硬是潮流！所以像楚子才那样淳谨的人，也居然能为革命而流血！”

    “啊！足下还不知道吗？这几天，全城都传遍了，连制台衙门的人都在这样说，摄政王把东三省的八旗满兵几十万名全调进了山海关，赵次帅挂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印；第一着，先把北京的汉人杀完……”

    “原来澜生先生打算迁居满城？”

    “你就这样没转变，难道不能自己去打听一下？”

    “也不尽然，”黄澜生摇着头极力否定道，“我们这里还是有许多消息的。比如说，革党在武昌举事啦，好几个省份都已起而响应啦，端午帅已到重庆啦，虽然不见有公文发布，然而口口相传，老少皆知。不过谣言也重得很，一天一个样，只要你肯听，包你两只耳朵不得空。上个月的谣言是，同志军要按城，说得多凶，几乎连日子、时候都安下了。现在哩。又变喽，说的是……”

    “不知道。据高金山说，只是由于你们屠监督的脾气越来越大，一句话答应得不对头，莫说小工……”

    “……咹！怎么样？一件事情都没打听到吗？……呃！呃……真是你妈个饭桶！”

    黄澜生截住他的话头道：“我并没说过要退她的房子。莫非高金山漏了什么话？”

    “不是的。肃大嫂求我在前。她打了转身，高金山才去。”

    “那么，此话从何说起的呢？”

    “我也问过她。肃大嫂说，因为听见好几处搬住进去的老太太、姑太太、姨太太、大人、老爷们，都信了谣言，在退房子。有些人连招呼都不打，连大门都不锁，就各自走了。所以她才特为跑来找到我，说那些话全是谣言，求老爷太太莫信。”

    “当真全是谣言吗？我刚才问的那些……”

    “是的，正要回老爷。各条胡同里，还是那样清静，并未见有旗兵逡巡。别的城门楼上，没去看过，不晓得有炮没炮。我们这条西御街小东门城楼上，还是跟前些日子一样，只驻扎了不多几个旗兵，不说没有炮，连枪都没拿，全是空手。看样子，都统大人好像也没在城楼上……啊！还有一件事要回老爷。我送信到奎家时，奎先生不在，他家老太太特为把我叫到堂屋里头，向我说，他们听见好些人说，有一大伙革命党已经赶在钦差端大人前头进了城，联络好凤凰山的新军，正估逼赵制台响应湖北省的革命党，扯起反旗来反对皇上。还说，若是赵制台不答应，他们便要杀进满城去，杀个鸡犬不留，叫赵制台来担这血海干系。奎老太太说，她晓得这多半是谣言。不过她想来，无风不起浪，说不定大城里头，真有革命党在图谋起事。她说，奎先生在学界里头，听不到啥子真消息。想来，老爷在制台衙门当差，耳目要长些，若有啥子风吹草动，千祈老爷给他们一个信，她同她的儿子好早打主意。”

    “妙！妙……这才叫谣言满天飞！”黄澜生用拿着纸捻的手向罗升一挥道，“进去，把这些话给太太说一遍……等着我，不忙走，歇会儿，我还有话吩咐你。”

    等到罗升退出小客厅，他才转面对王文炳叹了一声道：“我看大清朝的国运已经走到尽头处，就不革命，这江山也会易主的！最近省城尚发生一件极关紧要的事情，绝不是适才所说的那些什么无稽之谈可以比拟，你们在外府州县闹革命，恐怕未必知道底细吧？”

    “还有为我所不知道的要紧事？”王文炳颇为注意地说道，“倒要请教。”

    “当然要奉告。那便是赵季帅与端大臣之间的龃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王文炳一跃而起道：“对！对！我这次上省的目的，正为打听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的钩心斗角。澜生先生既知其详，请你赶快谈一谈。”

    高金山一头走了进来，不及与王文炳打招呼，径直向他主人报告：“郝大少爷来了。”

    接着，郝又三掀开门帘，大声唤道：“澜生先生，澜生先生，我特来奉访，事情大有转机……”举眼看见王文炳站在当地，遂伸过手去笑说：“原来是你这位王先生……我就说啰，能到这个地方来起居的，断非什么生客。”

    黄澜生等到他们彼此问好落座之后，才忙问：“所谓大有转机，莫非赵季帅松了口了？”

    “嘿，嘿，倒还不只松口哩……”

    <h4>二</h4>

    这几天，赵尔丰反而沉静了许多，已不像前几天动辄发脾气，动辄骂人。

    一班保护他的人，从草上飞张麻子起，都放了心，认为“不管世道再怎么变，咱们大帅福气大，是摔不下去的”。

    但是在他身边和贴身服侍他的人，却提心在口。

    李夫人悄悄问大丫头来龙：“大人昨夜睡得好吗？”

    来龙紧皱起一双浓眉，摇头叹道：“又跟前夜一样，随时都听见他在翻腾。”

    “今天的早点呢？”

    “一汤碗燕窝都没吃完。”

    李夫人非常焦心道：“像这样吃不成吃，睡不成睡，如何好呢？”

    不错，如何好呢？何况老头子已经是满六十岁的人了，何况交卸四川总督之后，还要返回打箭炉外冰天雪地，去吃酥油糌耙，去与蛮家周旋！

    八月二十三日实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的上谕，是打在赵尔丰头上的第一棒——梆！多么沉重的一棒啊！得亏下文是“在岑春煊未到任前，仍以赵尔丰署理，俟岑春煊到后，再行交代”。所以他发了一阵脾气之后，希望犹存。革党在武昌起义，无异给他保了险。他料定岑三爷既已逃回上海，那就只好在上海养疴，要来四川接事，起码得等到长江通行。“然而长江通行，岂是易事！”赵尔丰是大清朝的边疆大臣，当然不希望革党成功。不过就私人利害计，革党暂时猖獗，倒也是“心焉窃喜”的。克实说来，这一棒固然不轻，还不算致命打击。

    九月初三日北京资政院复会。头一桩议案，就是奏劾盛宣怀违法侵权，激生变乱。而奇怪的是，这次朝廷也太听话了，并不经过什么各部会议、内阁会议、御前会议等等照例的拖延手续，而竟在资政院纠参的同一天，便下了上谕说：“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不特轻易地罢免了盛宣怀，而且同一上谕还说：“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交该衙门议处。”这对赵尔丰说来，虽非直接的一棒，也算间接的一棒，敲在头上，不是——梆！而是——啵！因为第一，四川乱事始于争路风潮，即发源于盛宣怀一意孤行的国有政策，这不用讲了。他赵尔丰之能在今日巍然不动，尽管反对他的人滔滔皆是。固然他二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力不小，而在内里，却全靠盛宣怀的支持维护。现在冰山忽倒，他再投靠谁呢？第二，那就是朝廷俯顺舆情俯顺得太快，翻遍大清各朝实录，从未发现这种例子。推想起来，必因时局日非，情势益紧，朝廷为了收拾已去人心，所以才不能再拘文法，才来了个“有求必应”。那么，外间流言说的革党北上大军，已沿京汉铁路攻至京郊，北洋劲旅不败即变，是真的了。设若朝廷真个倾覆，或者天命犹存，仅只像咸丰帝之北狩热河，慈禧太后、光绪帝之西狩西安（在赵尔丰的信念中，当然只能有后者，而不能有前者的），总之，对他都是不利的。尤其使他不安的一件事，就是证明华北地方既然不靖，则他在奉天同直隶所暗地招募的三千子弟兵，怎能迅速开来？

    然而更沉重的一棒，打得赵尔丰两只眼里火星进发的，是端方揭参他的那通电奏。虽然朝廷旨意尚未处分到他，但是田征葵、王棪、饶凤藻，这两个股肱、一个心腹，撤职的撤职，降职的降职，这不仅是打了梅香，丑了姑娘；而且准定是杀狗在前，伤人在后。以前希冀端方查办其名，或许由于利害相同（他更多地相信端方是川事祸首，四川人之恨端方，必百倍于恨自己），必能与他通力合作，来应付四川这些民匪。他也听说有几个成都和重庆的绅士迎到万县，当然对他有些不满控诉。他并不放在心上，认为这位查办大臣，必定要按照成例，有什么举动，总得先与他商量，而后拿主意。谁知道端方比他狡猾，一方面敷衍他，不要紧的事每天都有电报同他商量，甚至派随员来省当面禀商。而另一方面，却本着他在宜昌启程时和端锦等几个心腹商定的既定计划，一入川境，便拉拢绅士，到重庆后，竟自来了这么一手。不消说，端方用意表明：他不是来查办川事，而是来夺取他赵尔丰的高位的！所以当他顶住这一棒时，他是暴跳如雷，脾气大得不得了，逢人必骂端老四不是东西；甚至当着尹良也这样骂。看得出，他是借那个老四在骂这个老四；同时，要这个老四将他的意思传与那个老四。

    恰好，那个受了冤枉而确实不能算作赵党的周善培，服不下这口气，先写了一个禀帖给赵尔丰，力说自从路事发生，他周善培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七月十五日的事情，他并未预闻。但听说端方在重庆采集谣言，竟以他为主谋，要奏参他，他说：“时势至此，一官无足惜。唯是非所关，去留有道。”要求赵尔丰“将七月十五日之事，究由宪台独断？抑由何人告密、主谋？电知端大臣，俾免误听”。接着他的那一篇几千字长的“上端大臣书”，就做好了。先将底稿拿去请示。赵尔丰一读一叹，虽然假意劝了劝：“老兄何苦来哩，是非自有公论！”结果，还是默许他拿到官报书局，用四号铅字印了十万份，派出四十个人，专送到一百四十二州县去张贴。并且隔不了几天，赵尔丰自己也想到确有与端方辩一下的必要。同时，也向朝廷表示“他得力的人，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还不容许任意宰割”。其次，无异间接告诉端方：“你的权力还不配支配我！”再其次，是要他的手下人切不可灰心丧气，“凡事有我，只要与我贴紧，即今天垮下来，也有我这个高汉子撑住。你们在我帡幪之下，不会吃什么亏的！”他趁着意料中的处分未下，赶先发出了这样一封“致内阁”的电报：

    尔丰待罪川疆，不幸因路事发现逆谋，乱端既开，遂致滋蔓。两月以来，拊循激厉，幸将士效忠，兵卒用命，勉为朝廷守此岩疆，尚无陨越。旬日之间，迭闻湘、赣不靖，昨接黔抚电，又知滇告独立，噩耗频传，方深悲愤！不意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人，谬信讹言，罔究事实，不恤将士竭忠救乱之诚，妄徇川民偏私要挟之见，罗织参办将领司道多人，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幸朝旨，已一面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各将领尤人人自危，兵卒亦皆解体；佥谓是非倒置，功罪不明，我辈虽愿效忠，亦将无由上达。密谋偶语，情形叵测。本月十六日，竟有派驻龙泉驿陆军一队，忽尔叛变。尔丰已飞饬该军将领，迅往招抚。唯事变至此，以后情形如何？实非尔丰智虑所能逆料，亦非尔丰才力所能戡定。传闻宜昌革党己上窜夔府，端方即日将带所部鄂军，退驻省垣。外闻传言，欲纠众欢迎端方为名，即行要求，立将蒲、罗诸人释放。是何变局？尚不可知。唯有仰恳天恩，迅催岑春煊刻日启程，并派大兵随后继进；将尔丰历次电请交大理院办法宣示。如再迟误，有不堪设想之势！至于端方奉命督办川路，始则徜徉鄂省，唯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小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及闻武汉、宜昌失陷，已无退路，仓皇失措，遂不顾国家利害，唯计一己安危，倒行逆施，莫此为甚！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尔丰临难，唯知尽忠，不得不迫切预陈，以求圣明鉴察！再川省军事，自端方遥居重庆，不肯来省会同协商，尔丰每有咨商调遣，辄被掣抑，一军两帅，已觉无所适从。营务处总办田征葵，现为统兵大员，两月以来，勤劳王事，其部下亦无妄杀要功情事。况各省事变纷呈，皆由军队内变。今川省军队既未赏功，而练兵之官先行查办，实足以寒军心而长匪胆。应恳天恩，迅赐昭雪；温谕勉慰陆防备军；并将川省军事，准予岑春煊未到任以前，责成尔丰一人专办，庶可任事一日，勉尽一日之忱。是否有当，伏候圣裁！谨请代奏。

    赵尔丰会同老四、老九，以及几个心腹，拟具好这封强硬的、迹近要挟的电报。满以为朝廷正当风雨飘摇之际，为了安定西陲，必会将就他几分；至少，不再听任端方干涉他的事权了。

    他绝对没有料到，最后而致命的一棒，到底当头打下。这一棒把赵尔丰打闷了，却也把他打醒了。

    九月十六日上谕：“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候补侍郎端方，于岑春煊未到任前，暂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毋庸署理。钦此，钦遵！”

    这封电谕，赵尔丰始终没有录交收发室发表。不过也无须乎他发表，端方毕竟循着东大路向成都而来了！

    <h4>三</h4>

    端方于九月十五日离开重庆向成都出发。九月十五日——即夏之时他们在龙泉驿拉起革命旗、敲响自由钟的同一天。不过端方是上午离开重庆，夏之时等是傍晚起义；端方由东向西，夏之时由西向东；前者走的是东大路，而且是按着官站徐徐而进；后者走的是小川北路，不但无官站可按，而且还故意纡回在岗陵溪谷之间。端方走过永川县，方从成都方向接到紧急情报说，卫戍在龙泉驿的一个支队叛变。查其形迹，似有窜扰东大路，“以阻行旌”之势。希迅饬前队开到资州截堵，以备不虞。

    端方鉴于武昌反正主要由于陆军叛变。并且是不多几营陆军，而竟引起了长江几省的独立。所以对于龙泉驿起事，他比赵尔丰更为重视。除了飞令走在前头的一营，兼程赶到资州截堵外，并沿途张贴告示，通札有关府厅州县，悬挂赏格：活捉夏之时叛弁来辕者，赏纹银三千两；斩其首级来辕，验明属实者，赏纹银一千两。

    端方绝对没有料到夏之时这支革命军，只几天工夫，竟从三百多人膨胀到八百多人（若连非战斗人员计算，足有一千四百多人）；而且待端方统着大军，浩浩荡荡，于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资州之时，夏之时等正得了安岳王孟兰的帮助，最后决定，要杀向他重要的后卫重庆去当导火线。

    端方认为他在重庆的布置是稳妥的。后队的鄂军已逐渐由夔府、万县、忠州、涪州集中到重庆，虽然队伍不大，但比起这个地方任何实力都强。地方上的兵力哩，添募的巡防一营，以及川东警察总队、水上巡警等，都掌握在重庆知府纽传善手上。这人，不似川东道道员朱有基那样懦弱，而是非常干练、精明，有了这个人，地方上是不会出事的。何况新成立的城防营，又是他特别从广东调来的、最为相信的李湛阳在训练统率。重庆商会所组织的商队和重庆绅士所组织的民团，用来维持地方秩序，防范土匪奸宄，都还可靠。算来算去，这地方纵无泰山之安，确有磐石之固，要说革命党会在这里生事，那简直难于想象！

    固然，重庆也有保路同志会，在端方来到之前，也闹得起劲。但自武昌革命发生，保路性质已然转变；接着盛宣怀丢官，国有政策，无形消灭。从九月初旬以后，同志会名义虽尚存在，已没人注意；举凡开会演说，拍桌打掌这些慷慨激昂举动，当然都成为陈迹。因此，端方初初听见资政院参倒了盛宣怀，心里很是吃紧，生怕影响他的前程；继而看见这把刀并未朝他头上斫下，他不特放宽了心，并且由于铁路事件不再有人提起，使他少费许多唇舌，少用许多心机，他反而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轻松愉快。何况，同志会里一班正派而有力的绅士，他都曾招呼来面谈过。比如，听说在成都临时股东会上闹得最为激烈的股东代表朱之洪这个人，自从在万县见面，倾谈之下，他觉得朱之洪的态度，就从激烈而转为温和。到重庆再一次见面，更变了，对之不但恭敬有加，而且表示，只要他能俯顺舆情，采及刍荛，今后的同志会，还将改变宗旨。如何改变？朱代表虽未明言，但据川绅施纪云揣测，大有转而拥戴他，为他羽翼的可能。唉，唉！这更是“塞翁失马”，为始料所不及的事啦！

    绅士方面，联络得很好。商界这面，更不消说，因为李湛阳本人，就是重庆商界里最有力量的天顺祥银号的老板。

    最爱闹事的学界哩，端方也放心。因为由重庆知府纽传善禀称，这里只有府中学堂里几个喜事少年可疑。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勘号沧白这个人，是一个不大过问地方公事的秀才。虽说是个新派，又深通洋务，又懂英文，曾经在叙永厅中学堂当过监督，又在成都什么中学堂教过英文，好像都有过一点嫌疑。不过自从去年担任本府中学堂监督以来，尚属驯谨，并未看出什么劣迹。只是最近两月，风闻该学堂时常有人聚会，深夜不散，出入品类，也甚复杂。他曾派人侦查过几次，仅只查出该学堂监学张培爵和几个教员有聚众密谈行迹。但是有一次，杨庶勘似乎觉察有人在调查他们，他竟自跑到知府衙门来质问纽传善。纽传善描绘他们那次的问答如次：

    杨庶勘：“昨夜三更时分，鄙人由学堂公毕返舍，亲见有三个人跟踪不舍。鄙人今天调查清楚，据说，是太尊派的侦查人员，在敝学堂门外已经盘旋多夜。此事是否属实？敢请明告。”

    纽传善：“有这一回事。”

    杨庶勘：“那么，请问太尊，却是为何呢？”

    纽传善：“风闻学堂里藏有复杂分子，经常密聚；当此时局不稳之际，理应查一查。”

    杨庶勘：“太尊意思，是否以为敝学堂里藏有革命党人？所谓复杂分子，盖革命党之代名词耳。”

    纽传善：“诚如贵监督所云。”

    杨庶勘：“若然，太尊将鄙人收监究办好啰！”

    纽传善：“贵监督何出此言？”

    杨庶勘：“因为敝学堂并无革命党溷迹其中。太尊疑有，只有鄙人足以当之……曾记宣统元年，成都举办全省学界运动会，学警冲突，以致学生流血。鄙人偕同已故的刘士志先生晋谒赵次帅，为学生申理。彼时，赵次帅便疑鄙人是革命党人。既然注名在案，鄙人何必推辞……”

    因此，纽传善才敢于向端方断言：“学界当中，大体上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并且他的幕僚刘师培也告诉端方：“杨庶勘是一个纯粹文人。听说会做文章，会做诗，会写字，也会办学。却不知道是否加入过同盟会？因为在东京时，并不知有此人。至于平日言论激烈，不过时代趋向，无足为虑的。”

    就是新纳入幕中的同志会代表朱山也说：“成都方面，但凡学界中知名之士，几无一人不参加保路同志会，几无一人不在风潮汹涌时候，投身潮流，或是慷慨陈词，或是痛哭流涕，或是撰写诗文；至不济，也要在呈文或通告末尾，搭上一个名字，表示是爱国爱川的一分子。唯独重庆这面的同志会，绅商各界参加的很踊跃，学界参加的，学生多而先生少。至于办学的人，如领袖群伦的杨沧白这个人，就自始至终连名字都不肯出。如此看来，杨沧白——还不止杨沧白一人为然——对于国家大事，非常冷淡，似乎还置身事外，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这样无大志的人，徒负虚名，产生不到作用，应当不予重视！”

    情形是这样地好，端方当然放心启程。

    但是后来事实表明，杨庶勘岂但是革命党人，而且是同盟会四川支部的一个负责人。争路事起，他确实表现得很冷淡，外间许多人议论他，说他壮志消沉了。他的盟友们也很怀疑他，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起初，他只笑笑。其后，同志会闹得风起云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班同盟会的同志都认为民气开张，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机。他才拈着纸烟——他的纸烟瘾很大，几乎随时都有一支燃着的纸烟拈在手上，以致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都被烟子熏黄，一排门齿也被熏焦了，说道：“时机倒是时机，但是若仍跟着立宪派屁股转，光是闹一阵废约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图。”

    “怎么办呢？”几个地位高、资格老的盟友问。其中就有重庆教育会会长、川东师范学堂监学，在桂香阁办了一个两等小学堂和一个女子学堂，自任两个学堂监督的朱之洪；就有巴县中学堂监督、朱之洪的兄弟朱蕴章；就有光绪三十三年在成都图谋革命不成，逃到陕西开办实业社，今年潜回重庆，即隐身在桂香阁女子学堂教国文，废去谢愚守这个被通缉的名字，改名谢持号慧生的这个人；就有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就有在府中学堂当监学的张培爵；就有在府中学堂当教员的黄圣祥、向楚这些人。

    “最好是利用奋发的民气，将革命思想注入大家脑海，把风潮老实搞大一些，即使达到了争路目的，大家还是要闹，不休止地闹。一方面，我们必须悄声匿迹，暗地里联络同志，极力准备，等到事机成熟，而后揭橥革命，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实现中山先生的伟大抱负。”

    大家一齐说：“对！尊论甚属有理！”

    因此，等到朱之洪在成都股东会播下革命种子，跑回重庆，他们在重庆的机关部里，便着手组织起来。他们除了飞函各府厅州县，邀约各地方负责任、有力量的盟友，齐集重庆，商量大计外，他们还分了一下工作：杨庶勘担任决疑定计，筹划财政，延揽同志，并和地方官吏周旋；张培爵担任的是交通、联络，征集武器，运输武器，规划发难时候纲要，并且指导各地同志的行动；朱之洪是铁路股东代表，便担任联络官绅，交通主客军队，往来各地，以通广声息；文字上的工作，交与向楚等几个教国文的先生；谢持不便露面，只好帮助杨庶勘统筹全局。

    上下川东的革命党人（绅、商、学各界以及哥老会的大爷都有），都前前后后来到重庆。安岳县的王孟兰也来了。只有隆昌县的曾省斋不来。但是他却提出一个建议，非常重要。他写的回信上说：“诸公雄才大略，发难定然有成，重庆地当冲要，影响亦必甚大。唯是发难必须倚赖民兵，而民兵多系仓猝召募之众，纵有利器，恐难敌清廷训练之师。区区之意，以为重庆暂勿发难，而令诸同志分赴外县，同时揭竿起义，既足以张大声威，又足以牵制清兵，分其势而杀其力。俟重庆空虚无备，而后振臂一呼，庶几费力小而成功大……”

    曾省斋不只在书面上说说而已，他本身首先实行起来。他纠集了百十人一个队伍，凭借几支明火枪和一些刀叉梭镖，就趁垫江县不备，夺取了县城，获得了不少洋枪现款。一月之间，纵横川北两府数县，不但牵制住上十营的巡防军、盐防军和小部分陆军，而且在十月初一日，还在广安州召开了民众大会，组成蜀北军政府，被举为当时四川境内第一个都督。

    杨庶勘等采纳了曾省斋的建议，分遣盟友各回原籍举事（果然，在重庆独立之前，下川东，尤其沿长江的州县，大都起了义，并且都组织起了民兵，都组织起了政府，都接受了重庆同盟会机关部的命令和指示）。一方面，朱之洪、张培爵他们还趁李湛阳招募城防营，商会招募商队，城内外招募团练，把盟友、学生和比较接近的人，尽量介绍进去，高的当到中队长，至不济，也要抓个上士。学生队伍也非常隐秘地组织起来。学生队伍名叫敢死军，武器是自己用铁壳和化学药品制造的、据说威力大得惊人的炸弹，因此又叫作炸弹队。

    他们的机关部设在炮台街重庆府中学堂监学室。但是他们秘密集会的地方却不在这里，而在距中学堂不远的一条更僻静的街道上和在通远门旁边、打枪坝后面的桂香阁。所以老奸巨猾的纽传善只管疑心府中学堂里有不轨之徒，聚而密谋，只管派遣侦探在学堂四周窥伺，到底查不出什么行迹，遭杨庶勘一番硬顶，也只好罢了。

    但是在端方未离开重庆之前，他们虽然派遣几个加入过同盟会的学生，用各种方法，和鄂军中间少数几个革命党人联络上了。一则由于革命的系统不同，二则由于彼此境地不同，都不敢深说，并且不敢把关系扯得过宽。因此，重庆机关部的人多所顾虑，不敢大肆活动。一直等到端方走后，听见云南、贵州两省都已独立，人心非常不安，于是杨庶勘才向张培爵说道：“列五，看来时机已到，你的部署如何？是不是可以发动了？”

    比他年纪轻，比他精力旺，比他兴趣好，甚至比他身材高大（其实也只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张培爵，搓着两手，嘻着笑脸说道：“正待告诉沧白先生。安岳县的王休——就是那个大胡子表字孟兰的，打发他一个学生兼程赶来报称，有一个我们的盟友，统率了一支革命大军，正由安岳取道向重庆来，大约不多几天便到达。我的意思，等到这支人马到达，联络好了，再谋发动不迟。”

    “这个盟友叫什么？”

    “据说叫夏之时，进过日本东斌学堂。”

    “嗯！”

    <h4>四</h4>

    长江各省纷纷独立，谣传北方几省也不稳。邻近四川的云南、贵州，据闻也前后反正。重庆人心不安，绅商界尤其惶恐，趁着端方没离开，一递一递地跑去见端方，要他拿主意。

    端方老是态度悠然，拈着颊髯微笑道：“不要紧啊！无论乱党如何猖獗，纵然半个中国都独立了，我敢断言，乱党还是会被扑灭的……”

    他的理由，倒不像有些腐败头脑所说的“天命未漓，国运永庥”，而是当时一班洋务派的通见，认为列强是不允许中国革命的。洋务派引的例证是，打倒太平天国军队的，是英、美、法各国帮助清朝训练的常胜军的力量，而扑灭不可一世的义和团、红灯教邪匪，更是八国联军的功劳。但是列强为什么要帮助清朝，消灭革命？洋务派只能说，因为太平天国、义和团（当然也包括现在孙逸仙所倡导的革命党，和国内一些秘密的革命团体在内）都是反对洋人的缘故。但是端方到东西洋去考察过宪政，不仅住过道道地地的洋房，吃过道道地地的大菜，还亲眼看过、亲耳听过道道地地的外洋社会上的情伪，他自以为所见较高。他的见解是，东西洋列强都是文明国家，文明国家的人民最赞成的是人道主义，最反对的是野蛮流血；而革命恰恰要流血，恰恰是野蛮行为，所以文明国家的人民都反对革命。其次，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闭关时代可比。闭关时代，不说别的，就是造反作乱，尚可自由自主。而今哩，中国大陆已为列强划为各自的势力圈，每一处地方的安危定乱，无一不与列强的利益有关。列强要在中国经营商务，办理实业，乃至开矿筑路，都是不能容许暴乱分子来破坏，甚至扰乱秩序。现在革党暴动，即令朝廷能够宽容，暂时得逞，但是到了损害列强利益时，他们岂能袖手旁观，而不出头干涉吗？对于庚子年义和团的往事，应该从这上头去研究，对于目前革党骚扰，更应该从这上头去着眼。何况革命排满，乱杀无辜，争城以战，血流漂杵，还是一种最不人道的举动。

    端方说这番话，并不是光为了安定人心，的确也出于他的信念。他并且仗恃手下有四营精练的鄂军，可以为之效命。使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重庆这个后卫布置妥帖之后，率兵到成都，把四川总督的关防抓到手上。那时，做骆文忠公也得，不做骆文忠公也得。

    但是，到他启程西上以后，时世日非，谣言日盛，就是最为信服他说话的绅商两界人士，也因为重庆四周和沿江各州县纷纷起义反正，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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