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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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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已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齿甚＞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亻骄僭之名乎？｛万｝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万｝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盲。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献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寂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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